“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这是鲁迅哭范爱农的诗句，不料现在我在哭鲁迅了!怀念“平生风谊兼师友”，我早该写点东西了!可是总不能动手，挥泪成文，在我是无此本领的。目前有《益世报》记者来要我关于鲁迅的文字，屡辞不获，匆匆写了一短篇，题曰“我所认识的鲁迅”，聊以塞责，未能抒怀。现在《新苗》又快要付印，就献给这一篇：先叙回忆，次述其致死之由，最后则略及其生平和著作。
一、三十五年的回忆
三十五年来，对于鲁迅学术研究的邃深和人格修养的伟大，我是始终佩服的。一九○二年夏，我往东京留学，他也是这一年由南京矿路学堂毕业派往的，比我早到若干日，我们在弘文学院同修日语，却是不同班(我在浙江班，他在江南班)。他此后的略历如下：
一九○二年～一九○四年夏弘文学院预备日语
一九○四年秋～一九○六年春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一九○六年春～一九○九年春在东京研究文学兼习德文、俄文
一九○九年春～一九一○年夏归国，在杭州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及化学教员
一九一○年秋～一九一一年冬在绍兴，任中学堂教务长、师范学校校长
一九一二年春～一九二六年夏一九一二年春任南京教育部部员，同年夏，部迁北京，任科长佥事，一九二○年起兼任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讲师
一九二六年秋冬任厦门大学教授
一九二七年春夏在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教务长
一九二七年秋～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在上海专事著译
自一九○二年秋至一九二七年夏，整整二十五年中，除了他在仙台、绍兴、厦门合计三年余，我在南昌(一九一七年冬～一九二○年底)三年外，晨夕相见者近二十年，相知之深有如兄弟。一九二七年广州别后，他蛰居上海，我奔走南北，晤见虽稀，音问不绝。
鲁迅在弘文时，课余喜欢看哲学、文学的书。他对我常常谈到；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这可见当时他的思想已经超出于常人。后来，他又谈到志愿学医，要从科学入手，达到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境界。我从此就非常钦佩：以一个矿学毕业的人，理想如此高远，而下手工夫又如此切实，真不是肤浅凡庸之辈所能梦见的。学医以后，成绩又非常之好，为教师们所器重。可是到了第二学年春假的时候，他照例回到东京，忽而“转变”了。
“我退学了。”他对我说。
“为什么?”我听了出惊问道，心中有点怀疑他的见异思迁。“你不是学得正有兴趣么?为什么要中断……”
“是的，”他踌躇一下，终于说，“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
我们相对一苦笑，因为呆子、坏呆子这两大类，本是我们日常谈话的资料。《呐喊·自序》文里写这“转变”的经过很详细：
……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他对于这文艺运动，——也就是对于国民性劣点的研究，揭发，攻击，肃清，终身不懈，三十年如一日，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使我始终钦佩的原因之一。
我们今年晤面四回，他都是在病中，而以七月二十七日一回，病体的情形比较最佳，确乎已经是转危为安了。谈话半天，他留我晚饭，赠我一册病中“手自经营”，刚才装订完成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并于卷端手题小文：
印造此书，自去年至今年，自病前至病后，手自经营，才得成就，持赠季黻一册，以为纪念耳。
到了九时，我要去上京沪夜车了，握着这版画集告别，又忻喜，又惆怅，他还问我几时再回南，并且送我下楼出门，万不料这竟就是他题字赠我的最后一册，万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见的末一回，竟就是我们的永诀。”
二、致死之由
鲁迅所患的是肺病，而且是可怕的肺结核，虽经医师给了好几回警告，他却不以为意，也没有转告别人，谁都知道肺病是必须安心调养的，何况他自己是懂得医学的，但是他竟不能这样做!本年四月五日给我一信，其中有云：
我在上月初骤病，气喘几不能支，注射而止，卧床数日始起，近虽已似复原，但因译著事烦，终极困顿。倘能优游半载，当稍健，然亦安可得哉?
并不说明肺病，我又疏忽糊涂，以为不过是感冒之类，所以回信只劝他节劳调摄。五月底我往上海，看见他气喘未痊，神色极惫，瘦削不成样子，才知道这病势严重，极为担心，便劝他务必排遣一切，好好地疗养半年，他很以为然，说：“我从前总是为人多，为己少，此后要想专心休养了。”六月初，景宋来信云病体已转危为安，到七月一日，我再晤面，确乎已渐恢复。医师劝他转地疗养，我便竭力怂恿，回家后还去信催问动身日期。他七月十七日复信有云：
三日惠示早到，弟病虽似向愈，而热尚时起时伏，所以一时未能旅行。现仍注射，当继续八日或十五日，至尔时始可定行止，故何时行与何处去，目下初未计及也。
又九月二十五日信云：
贱恙时作时止，毕竟如何，殊不可测，只得听之。
病势拖久，原是极可忧虑之事。他九月五日所作的一篇《死》(《中流》一卷二期)，中间有记述D医师诊断的一段，很可注意：
……大约实在是日子太久，病像太险了的缘故罢，几个朋友暗自协商定局，请了美国的D医师来诊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欧洲的肺病专家，经过打诊、听诊之后，虽然誉我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这判决使善感的朋友们下泪。我也没有请他开方，因为我想，他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
再检视两年前他的手札，如云：“从月初起，天天发热，不能久坐，盖疲劳之故，四五天以前已渐愈矣。上海多琐事，亦殊非好住处也。”(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又云：“弟因感冒，害及肠胃，又不能优游，遂至颓惫多日，幸近已向愈，胃口亦渐开，不日当可复原。”(十二月九日)话虽如此，其实病根都在肺部，偶因感冒或过劳而加剧罢了。所可悲痛的是始终不能优游，直到临死的前日，还不能不工作如故，而且“要赶快做”。
呜呼鲁迅!不幸而有此病，带病奋斗，所向无敌，而终于躺倒不起者，我看至少有三个原因：
(一)心境的寂寞，呐喊冲锋了三十年，百战疮痍，还是醒不了沈沈的大梦，扫不清千年淤积的秽坑。所谓右的固然靠不住，自命为左的也未必靠得住，青年们又何尝都靠得住？试读他的“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集外集》：“题彷徨”)“惯于长夜过春时”，《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纪念”。)就可想见其内心含着无限的痛苦，又读他去年的一首《残秋偶作》：
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
尘海苍茫沈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
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
竦听荒鸡偏阅寂，起看星斗正阑干。
俯仰身世，无地可栖，是何等的悲凉孤寂!
(二)精力的剥削，他的生命是整个献给我们中华民族的，“我以我血荐轩辕”这句诗可说是实践到底，毫无愧色的，可是我们同胞没有让他能够好好地整个儿贡献，倒是重重剥削，各各脔分，有许多人都争着挖取他的精神的一分。有些书店老板借它以牟利，有些青年作家借它以成名。还有，他的生前和死后，版权毫无保障，翻版或偷印本层出不穷，单是一本《南腔北调集》，改头换面的就不知道有若干种。自政府以至人民，自亲朋以至社会，有谁曾经保护过他点什么，赠给过他点什么?毕生所受的只有压迫，禁锢，围攻，榨取。……譬如一池清水，这个也汲取，那个也汲取，既没有养活的源头，自然容易枯掉。
(三)经济的窘迫，他的生活只靠版税和卖稿两种收入，所有仰事俯畜，旁助朋友，以及购买印行图书等费尽出于此。但是版税苦于收不起，卖稿也很费力，只看那《死》中的一句云：“假使我现在已经是鬼，在阴间又有好子孙，那么，又何必零星卖稿，或向北新书局去算账呢……”便可窥见他的隐痛了。在日本，虽有几个杂志社很欢迎他的文章，酬金也颇优，只是他不愿多写，必待屡次被催，实在到了情不可却的时候，才写出一点寄去，因为他自己知道文章里免不了调刺友邦。例如《我要骗人》的末尾有云：
写着这样文章，也不是怎样舒服的心地。要说的话多得很，但得等候“中日亲善”更加增进的时光。不久之后，恐怕那“亲善”的程度，竟会到在我们中国，认为排日即国贼——因为说是共产党利用了排日的口号，使中国灭亡的缘故……而到处的断头台上，都闪烁着太阳的圆圈的罢，但即使到了这样了，也还不是披沥真实的心的时光。……
我到后来才明白：他大病中之所以不请D医开方，大病后之所以不转地疗养，“何时行与何处去”，始终踌躇着。多半是为了这经济的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