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立军从符力的住处离开之后，并没有离开，而是就在附近转起圈来。
这会，罗立军的脑子特别的乱，符力的死太突然，而且也太蹊跷。
对于这样的现场，最合理的解释，当然是他最初的判断：情杀。但是，作为一个老特工，一个有着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人，罗立军一向认为最合理的往往和最不合理的一样，是存在重大疑问的。
关于符力与凌春的关系，他倒是听组织内的有关同志说过，但是，以他最近一段时间与符力共同做事的观察来说，这方面符力应该还是可靠的，不至于说凌春走了，他就叫来一个妓女。从个人感情上来说，罗立军绝对相信符力的组织原则性，因为他就是那种做事较真的人。
罗立军与符力是在延安认识的。之前他们俩虽然都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但并不熟悉，抗战结束后，符力因为报馆被封，先去了延安。而罗立军是转道苏北绕了一大圈，再去的延安。两个人一起在短训班学习了一个多月。由于两个人的兴趣点完全不同，除了工作之外，倒也没有什么交流。学习班结束后，组织上决定派他们两个人一起到上海执行“迎春行动”。就是说，从那时起，俩个人才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工作搭档。
符力是那种学术型的，做事严谨认真，但罗立军那身上的江湖游侠式的作风，似乎是根深蒂固了。因此，在符力眼里，罗立军是那种缺乏革命气节的人，资产阶级作风严重。但是，罗立军对符力的印象却很好。符力那股工作的执著和认真劲，常常令他叹服。组织上对他们两个人的特点都非常熟悉，知道这俩个人搭档，如果存在什么问题，就是符力能否听得进去罗立军的建议。所以，统战部的领导特意找到符力谈话。
“此次你去上海，一定要把中央领导亲自布署的‘迎春行动’执行好。组织上已经派罗立军同志到上海配合你的工作。你和罗立军同志是延安集训班的同学，工作上配合到位应该没有问题。罗立军同志工作经验丰富，但性格上也有一些特点，所以，你们两个人合作好的前提是，性格上要包容，做什么事情都要有商量。”统战部的领导特别叮嘱符力。
“论工作能力，你们两个人都是多年的老地下工作者，组织上没有任何怀疑。但是，争取中间派知名人士，是件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的工作。涉及到的人和事多，需要克服的困难也很多，这不仅是对你们工作能力的考验，也是对你们精诚合作的考验。”
来到上海后不久，组织上的担心就变成现实了。符力带着秘密名单来到上海不久，罗立军也在完成了一项秘密任务后，赶到上海与他会合了。俩人才见面，就为拜访这些名单上的人顺序安排上，就出现了严重分歧。
“老符，我们是不是要分个轻重缓急。可不可以先从保护已经暴露在特务们眼底下的左翼人士着手，确保他们安全撤离上海，转道香港、美国等地，从东北或者苏联进入解放区。”罗立军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然而他的想法却与符力完全相反，他说：“我们的任务，是要尽可能多地争取社会名流加入我们的革命阵营，那些左翼人士，不用我们争取，都是我们的人。但是，如果我们抓紧时间，对那些摇摆在中间地带的人，早些工作做到位，那么，我们的阵营就可以增添新的力量。”
“你说的这些都非常有道理，我也绝对赞同。但是，我们的工作却必须要有个轻重缓急。”罗立军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并且再次强调什么是工作的所急，“现在人力物力都非常有限，而一部分左翼人士，已经受到了特务们的威胁，很可能随时会牺牲。如果我们不能赶在特务之前，把他们接到延安去，那么，我们将是历史的罪人。”
“照你这么说，那些中间人士，我们就不管了？罗立军同志！你这是内外有别，想着自家人，不顾邻居。”符力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
“什么自家人，什么邻居，你这是什么逻辑？再说了，我不是不管了，而现阶段暂时管不了。这些国民党特务一时半会不会对他们下手，留给我们的时间空间，都非常多。我们完全可以等把那些已经处于威胁中的左翼人士转移走，然后再作定夺，如何争取中间人士的工作。”
“你这是革命消极主义，是不是认为争取中间人士存在的风险大，你想退缩？”符力一时也拿不出什么好的观点来说服罗立军，就拿出了他的“杀手锏”：上纲上线。符力是个文人，情绪比较容易激动，因此，他总是会把别人的思想往一些牛角上挤。
“你这是上纲上线。”罗立军本来还只是想表达自己的观点，没想符力给他扣了这么一顶大帽子。“那要不这样，我们就工作上有分工，你负责争取中间人士，我负责左翼人士的转移。”
“那你这是革命分裂主义，你满脑子都是小资产阶级的一些想法，这很要不得。”符力看罗立军并不买自己的帐，就又给他扣了一顶帽子。
符力觉得罗立军不买他帐的的想法，其实也不完全是无中生有。论资历，虽然符力比罗立军年龄要大上十好几岁，但是罗立军却比符力早入党好几年。红小鬼出身的罗立军在党内很有人缘，很早就成了中共地下党的骨干分子了。符力则是抗日战争晚期入的党，早些年他更多的是左翼文人的身份。论工作经验，罗立军在第一次国共内战的时候，就是地下工作者了，而符力虽然也是地下组织成员，但他是单线受延安指挥的，潜伏时间长，有过重大立功表现，但这种协同作战的能力与经验，则差了罗立军是不是一点两点。
然而，延安方面考虑到这个名为“迎春行动”的计划针对的对象，都是社会名流、文人雅士，而曾为报社主编的符力与其中多数都曾有交往，与他们接触起来也方便一些，就让符力牵头来实施，罗立军为辅。如此的安排，忽视了一个重要环节，那就是符力的性格特点。如果当初安排罗立军为主，符力为辅，那么，罗立军有可能听得去符力的意见，而符力也会因为罗立军是领导而服从他的指挥。而这会，符力把罗立军与自己观点不同的意见，当作是罗立军卖老资格，不服从他的指挥，一纸电报，就把罗立军给告了。当然，电文里，少不了给罗立军戴上革命消极主义和革命分裂主义的帽子。
当符力那份明显带有情绪化的电报，被送到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手里时，他们也犹豫起来。“撇开符力同志的措词先不说，关于罗立军同志的革命立场问题，组织上是不需要有任何怀疑的。但是，符力同志和罗立军同志两个人的观点，都有道理。如果这项工作依照他们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个人想法做，我们都将会为错失良机而后悔。”经过一个紧急会议协商后，统战部领导决定，“符力同志带领现有人员，执行争取中间人士的工作。中央另外组织一支精干小分队，前往上海负责转移左翼人士工作。”
在这个会议上，还有一个敏感的话题，也被提了出来，那就是罗立军的工作安排问题。
“前段时间，华东特委前些日子向中央申请派得力骨干，到浙闽赣老区联络当地地下组织，筹建浙闽赣地区游击纵队，为解放全中国做后方接应准备。罗立军同志是江西人，在华东地区工作多年，还是闽赣苏区的老战士，我看让他去执行这项任务最适合不过了。”统战部领导抛出了这样的方案，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
其实，领导这样的安排，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如果安排罗立军继续协助符力执行‘迎春行动’中争取中间人士的工作，显然有些好钢没有用在刀刃上。争取中立人士，更多的是劝阻他们不要离开祖国，继续留在国内等待解放的到来。而罗立军的特长是周密组织安全转移路线，保卫左翼人士的人身安全。但如果此时就让罗立军负责‘迎春行动’转移左翼人士的工作，则符力可能会有一些想法，影响工作积极性，还会与罗立军产生矛盾。而如果让罗立军先去执行一个别的任务，然后，再折过头来执行“迎春行动”后续任务，既能发挥罗立军的特长，而符力对罗立军的工作安排，就不会有什么想法了。
于是，罗立军接到命令后，就踏上了浙西之旅。一出上海，罗立军就被特务跟踪了。为甩掉尾巴，罗立军剑走偏锋，取道没有地下组织活动的乌溪，就是在那里，他奇迹般地脱离险境。之后，罗立军虽然成功与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但是没有想到，由于斗争残酷，加上叛徒出卖等原因，红军临走前留在闽赣地区的几支游击队，除部分跟随陈毅等人北上抗日之外，基本已经解散了。包括当时规模较大的也是罗立军比较熟悉的汀瑞边境游击队等，都因骨干牺牲，队员因生存所迫，不得不下了山，各自分散回家，停止了活动。虽然地下党组织并没有完全被破坏，一些地下支部仍然坚持长期斗争，但是要组建一支能够有所作为的游击纵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冒然行事，极有可能，会将本来已经是非常脆弱的地下组织，完全暴露无遗在敌人视线中。那样子，不仅会给当地地下组织的重大损失，还会对我们下一步的迎接解放工作带来影响。恳请组织上放弃这次组建闽浙赣地区游击纵队的设想。”
罗立军在江西上饶县城发出这样的一封秘密电报后，就返程回到了上海。
而就在这时，符力负责的“迎春行动”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他手上那份名单中，已经有不少已经画上了红色的圈圈，不过，在凌春这个名字上头，还是空白的。
这一切都还是昨天的事情，现在不知道凌春这个名字上的红圈划了没有，符力却这样子走了。
“符力就这样死了，而现场却留了凌春的手包，还刻意制造了情杀迹象，这个布局挖坑的人究竟想要什么的结果？”当罗立军进行完事件“受益者”推理之后，突然明白了过来：显然这是有人在使“离间计”，目的就是用符力的死破坏凌春与共产党的关系，使得她不能也不敢向共产党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