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江户时代，日本才有了要以“大和心”替代“儒心”和“佛心”的思想。而且，尽管很多日本民粹者把儒家看做异端，但不可否认的是，德川幕府是尊儒的，因此他们才是真正的异端。所以日本并不存在优越的“本族文化”，因此“汉学”和“洋学”与“佛学”一样，都是外来文化，从一种外来文化从取来道德，再从另一种外来文化中取来技术，这并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地方。
自江户时代开始，日本开始不再称呼中国为“中国”“中华”，相反，日本则自称“中华”“神国”，尤其在清朝取代明朝之后，日本则认为自己保留了中国文化的正统。而通过与汉学的比较，得出的是“洋学”和“汉学”互有短长，佐久间象山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
日本人在西方文化面前保持着十分开放的心态，而不像中国人那样易于产生民族文化优越的观点与中国儒生的交往中，他们可以互论朱学、王学，与西洋人的交往中，有互论炮术、航海术，并没有哪一种文化优于另一种文化的意思。眼界渐开的东洋倭人，已经开始鄙视依旧闭塞因循的大中国了，不甘于作为东洋海中一隅之小国，已经开始把自己与中国进行了地位置换。
贺公子尽可能地了解倭国的情况，几个人居然笔谈甚欢。中午又小饮一回，方才告别。
“你觉得那个东洋国……”
“呼……是呀，那个东洋国以后会是个大麻烦。”
“嗯？你觉得这些藩士？倒是些文武通家。”郑老大也对于那些个挎刀的藩士很有些佩服。中国人也有带刀的，却大多不认识几个字；而那些寻章摘句的文人，又大多拿不动刀。
“这样的人物，如果有一千个，就很可怕了。”
“是呀，这么说，一二十年后，倒是能有些明堂的。”
“哼，大清会很麻烦的……我们的动作也要快，十年之后，不能有一批能和他们匹敌的人物，兰芳也瞎菜。”
“对对。眼下的事要紧，可这华尔会买咱们的账么？他们的战力比清营好得多，现在气势正盛，上海道他们都未必放在眼里，咱们的招牌是不是小点？。”
回到旅馆，贺公子看郑老大有些担心，就说道：“此时长毛乘胜而来，士气正旺，在青浦严阵以待。常胜军贸然进军支援，恐有损伤。”
“哦？那么华尔岂非更不会回到上海了？”
“我觉得，谭绍光必会倾力一战，华尔此败必损筋骨，回来养伤是肯定的了。”
6月5日，去拜会上海道吴煦，又碰见东洋藩士和荷兰、法国领事一同前来。既然是熟人，多少有几句寒暄。
道台衙门的排场堂皇，还很有样子，可是道台不仅令不行，官衙内乱晒旧衣。也就是一次虚应礼数，没什么正事。就和道台聊了聊日前的战事，顺便说起愿意协助从南洋运输辎重补给的事。
道台很高兴，这倒是个可以在常胜军面前显露本事的机会，让这个刚吃了长毛大亏的华尔也买一回上海道的账。想着也就提出可以帮助联络华尔。
起身告辞，道台抬手送客。大家才出大厅，就听见后面有些混乱，招待客人的点心和水酒一撤下，即被衙役们毫不掩饰地分食一空！
藩士们面面相觑，道台也很有些尴尬，衙役也受米价的拖累，人都快饿死了，哪能还要求他们体面？
藩士们提出参观孔庙，道台的随员有些犹豫，但还是勉强带了去。
走进孔庙，发现此庙竟然已被改成英军兵营，看到孔子圣像被移走，庙已损毁，感到十分痛心。
日本武士则走到英军士兵中间，坐立饮酒，令英人大为惊诧。英国人歧视中国人，而日本人则未受到歧视，也令藩士们大为感慨，“清国已衰弱到如此地步，令人哀叹”。
当儒生问日比野辉宽“贵国是否尊孔”时，日比野直接说，“我国尊孔胜于贵邦，不似清国孔庙，庙中无圣像而有英人。”
儒生哑口无言。
日比野辉宽也绝太过伶俐，就转和儒生汪士伟谈起了三国，汪士伟从中国人敬关羽这个论题说到“义”是中国独有。不料，日比野又反驳道：“不然，我国贵义，秀于万国，故论义不敢苟。兄未知日本胆者，岂有受人鞭挞而不耻者！”
这话说到了中国儒生心头的痛处，默然不语。藩士对中国士人的忍气吞声很有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味。
高杉晋作也曾数次说到中国当局腐败无能，“近世之衰微，自为灾而已，岂谓之天命乎？”
儒生只能“甚是甚是。”
既然有这个缘分，免不了贺公子和这几位藩士又小饮一番，席间畅谈古今，经济军事都有聊到，相谈甚欢。藩士提出已经通过朋友约访清军军营，如果有兴趣，可以一起前往。贺公子自然不会拒绝。
几天后一大早，陈逸杰就推开贺公子的房门，说道：“贺兄，有消息了。华尔回来了。”
“哦？太好了。”
后面何老拔跟着跨进来：“老弟，厉害厉害，所料不错，常胜军吃了大亏。”就把知道的消息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听说在6月9日，何伯和华尔带着增援部队从松江出发，第二天抵青浦，洋枪队从城内撤出，抢出所有大炮，并烧毁装有四万石大米的四百艘民船。由于行动匆忙，以致使守城指挥官、常胜军副队长英国人法尔思德被太平军活捉。”
“哈哈！华尔一定急眼了。”
“要说华尔还是挺有雪中送炭的义气，提兵来救，结果在城外被打得大败，狼狈遁走，一千多常胜军被太平军消灭。最后还是在华尔请求下，李鸿章用一百万发弹药、数百枪械以及十箱上好鸦片把福瑞斯特从太平军手中赎了出来。”
贺公子一边听一边点头，还好，和自己知道的历史没什么出入，这就好办。“经此一战，英法联军与常胜军自信心大挫。”记得连曾国藩都在奏折中对洋人加以不屑地指斥：夷人之畏长毛，亦与我同，委而去之，真情毕露……
“有次一败，英法军一定会避战，那就把华尔扔在一边，李鸿章也对其失望，那么他们的补给兵员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其他清营也会对其没什么好脸色……”
“那就是我们的机会了！”何老拔一拍巴掌，马上去找联系人和华尔接触。
这个时候的上海军事力量有五千人的英法联军、洋枪队“常胜军”，除此之外，还有李鸿章的淮军。李鸿章打了个胜仗，以数百人破敌万人。当然也引起了藩士们的高度关注，通过中国朋友的帮忙，藩士们得以进入淮军军营参观淮军的枪炮训练。也约了贺公子一行一起前往。
清营也很给面子，召集营兵操演一番，以示军威。队列操演已毕，又开始演练兵器战阵。
这是一个冷兵器和热兵器并用的战阵，长炮自前排左右发放，发放终，既自内面退于后列，装火药……洋枪发放既终，长矛手进。
日比野辉宽询问陪同的中国士人，“方今所专用之兵法，何人法？”
“《武备志》。”
高杉晋作也评论道：“铳炮尽中国制，而甚不精巧，兵法与器械皆无西洋。”
“如我邦之火绳枪。”另一人点头附和。
确实，淮军当时已经购入西洋枪炮，但是主要火器还是属于前膛装枪炮，整整落后欧洲一个时代。大多数部队相当落后，有的刀矛等冷兵器竟占五成以上而且冷兵器为主的中国阵法格局也没有变化，没有近代军队的痕迹。
名仓予何人：“李扶军之阵法、兵制都以戚继光为法。”
将淮军和驻沪的英法联军做了对比之后，藩士峰洁认为淮勇这样的兵，“我一人可敌五人。”
名仓予何人说：“夫今以清国之弱兵，且以旧来之拙劣火器，与西虏战而亦有取胜之时，何况以本朝武勇之兵，采用西虏之猖獗并军舰之制，此所谓如虎添翼，则西虏之猖獗不足深忧也。”
峰洁更是说，“给我一万骑，率之征战，可纵横清国。”
如果说当年马嘎尔尼之行改变了西洋人的中国观，那么“千岁丸”则改变了东洋人的中国观。不同的是历史已经过去七十年了。日本此刻还是固守着东洋文化，认为中国是“唇亡齿寒”的“海外同志”，连清攘夷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共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延续了千年的日本人的中国梦已经破碎了。
在开国之前，日本人对中国还抱着十分仰慕的心情，视为“圣贤之邦”，但是来到上海之后，藩士们大失所望。峰洁记录道：“当今上海形势，内有长贼威迫，外受制于洋人。其情形可哀，可大为叹息。”
藩士们亲眼见到上海一片社会混乱、民众被列强凌辱、军队战力低下的衰败景象，一个个叹息不已。见到中国精锐的淮军的改革状况的时候，表示出了对淮军的失望。而有参观过造船厂的藩士甚至认为洋务派打造的造船厂远不如长崎。
真正西方意义上的近代军队，在日本的建立早于中国，早在安政年间日本的西化军队建设就已经开始了。江户讲武所负责陆军、长崎海军讲习所负责海军，截止1857年，幕府更是有了五艘军舰。而中国真正出现近代军队，应该是清末新政以前的事情。此前各藩已有了不少舰船，这时又向荷兰订购军舰。同时向海外派遣留学生，其中的内田恒次郎、夏本釜次郎、泽太郎左卫门等成为了日本海军先驱。
就在1862这一年，日本年号是文久二年，日本幕府就开始进行改革，按照西洋规则建立步、骑、炮三军，设置陆军奉行。因为日本的独特体制，各藩也没有在军事改革中落在后面。高杉晋作回国后组织的“奇兵队”就是按西方组织的。而戊辰战争的鸟羽伏见之战基本是在西方训练下的两支军队的作战，萨长是英国式的，幕府是法国式的。
内行看门道，藩士对于清军的评价也不能说不准确，但是对于由此产生的推定，贺公子很不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