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
“四书”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论语）、孟子（孟子）、子思（中庸）、曾参（大学），所以称为“四子书”，简称为“四书”。
１１９０年（南宋光宗绍熙元年），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将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单独成书，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并汇集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这位儒家大学者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并曾说“‘四书’（是）‘六经’之阶梯”。
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汉唐时代是“五经”（易经、尚书、诗经、礼记、春秋）的时代，宋朝以后则是“四书”的时代。
作为儒家学派的经书，“四书”不仅保存了儒家先哲的思想和智慧，也体现出早期儒学形成的嬗递轨迹。它蕴含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儒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因此，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其中有许多优秀的思想精髓，是华夏无数先贤实践的思考的结晶，堪称是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精华。
其中的大学原本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传为孔子的弟子曾参（公元前５０５年—前４３４年）所作。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大学（与中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
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学的入门读物。所以，朱熹把它列为“四书”之首。
另一本中庸原来也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公元前４８３年—前４０２年）之手，史记·孔子世家称“子思作中庸”。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中庸（与大学），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认为中庸是“孔门心法”，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大学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
从中庸和孟子的基本观点来看，也大体上相同。现存的中庸，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所以每篇命名方式已不同于大学，不是取正文开头的两个字为题，而是提取文章的中心内容为题了。
“四书”是儒家重要的经典，也是中华文化的宝典。论语在汉代即是妇孺必读的书，“四书”自宋代以来是中国人必读的书，作为当时人们的基本信仰与信念，成为其安身立命之道，是家传户诵之学，哪怕是乡间识字不多甚至不识字的劳动者，也是通过口耳相传，接受并自觉实践其中做人的道理。其中的“仁爱”“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格言，不仅是中国人做人的根本，而且是全人类文明中最光辉、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简称说文。作者是东汉的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该书成书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到汉安帝建光元年（公元１００年—１２１年）。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典。
作者许慎（约公元５８年—约１４７年），字叔重，东汉汝南召陵（现河南郾城县）人，有“五经无双许叔重”之赞赏。是汉代有名的经学家、文字学家、语言学家，是中国文字学的开拓者。
许慎根据文字的形体，创立五百四十个部首，将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分别归入五百四十部。五百四十部又据形系联归并为十四大类。字典正文就按这十四大类分为十四篇，卷末叙目别为一篇，全书共有十五篇。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系统地阐述了汉字的造字规律——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说文解字的体例是先列出小篆，如果古文和籀文不同，则在后面列出。然后解释这个字的本义，再解释字形与字义或字音之间的关系。说文解字还开创了部首检字的先河，后世的字典大多采用这个方式。段玉裁称这部书“此前古未有之书，许君之所独创”。
历代对于说文解字都有许多学者研究，清朝时研究最为兴盛。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王筠的说文释例、说文句读尤被推崇，四人也获尊称为“说文四大家”。
在造字法上提出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六书”学说。并在说文解字·叙里对“六书”做了全面的、权威性的解释。从此，“六书”成为专门之学。
说文之学是根底之学，它在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词典学以及文化史上都占有显著的地位。它与词义的关系尤其密切。我们解释古书上的疑难字词之所以离不开说文，因为说文训释的是词的本义，而本义是词义引申的起点。我们了解了词的本义，就可以根据本义的特点进一步了解引申义以及和本义毫无关系的假借义。我们了解了哪个字是本字，就可以进而确定通假字，并且掌握文字用法的古今之变。
说文解字对后世的影响至大，“汉文字的一切规律，全部表现在小篆形体之中，这是自绘画文字进而为甲文金文以后的最后阶段，它总结了汉字发展的全部趋向，全部规律，也体现了汉字结构的全部精神。”（姜亮夫语）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因为有了说文，后人才得以认识秦汉的小篆，并进而辨认商代的甲骨文和商周的金文与战国的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