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梁传
谷梁传是谷梁春秋或者春秋谷梁传的简称，是为春秋作注解所著，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其作者相传是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鲁人谷梁赤（赤或作喜、嘉、俶、寘）。起初也为口头传授，至西汉时才成书。东晋范宁撰春秋谷梁传集解，唐朝杨士勋作春秋谷梁传疏，清朝钟文烝所撰谷梁补注为清代学者注解春秋谷梁传的较好注本。
春秋谷梁传一般认为属于“今文经”。全书正文两万三千多字，采用问答体解说春秋，重点在阐述经义即春秋的政治意义，与公羊传大抵同调，但在个别具体问题上也有歧异。如鲁僖公四年春秋记：齐桓公伐楚，“楚屈完来盟于师”。公羊传称：“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以此为王者之事也。其言来何，与桓为主也。……与桓公为主，序绩也。”肯定了齐桓公取得的重大成绩。春秋谷梁传却说：“来者何？内桓师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为仅矣。”认为齐桓公成就有限，楚仍桀骜不驯，所论很不相同。
由于春秋言辞隐晦，表述过于简约，给后人学习带来诸多不便。为了更好地表现春秋经文的内容大义，很多学者为其著文诠释，以补原书之不足。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代传注春秋的有五家。后来邹氏传十一卷，夹氏传十一卷亡佚，只有左氏传、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流传至今，所以被称为“春秋三传”。
谷梁传在战国时一直是口耳相传的。据唐朝人的说法，最初传授春秋谷梁传的，是一个名叫谷梁俶的人，他一名赤，字元始，说是曾受经于孔子的弟子子夏。但据后人考证，春秋谷梁传中曾引“谷梁子曰”，竟然自己称引自己；又引“尸子曰”，尸子是战国中期一位思想家，可见唐人说法不一定可靠。书中还有引用公羊子的话并加以辩驳的情况，因此有人认为它成书要较公羊传为晚。
同样解释春秋，左传主要是阐述史事，是一部史书，谷梁则与公羊体例相同，采取自问自答的方式解说春秋的旨意，是阐明儒家思想的一部经书。公羊着重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强调尊王攘夷、大一统的思想，与现实政治配合较密切；谷梁则主要以文义阐发春秋经文，较为谨慎，认为应该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主张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成人之美而不成人之恶。因此宋代的春秋学家胡安国曾说：“其事莫备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义莫精于谷梁。”
谷梁传与左传、公羊传一样，最初与春秋也是“别本单行”的。到晋朝范宁作集解，就把经传合为一书。后来唐朝杨士勋又进一步为之作疏，称春秋谷梁传注疏，共二十卷。清代也有好几家为春秋谷梁传作注的。较通行的本子是清代中期阮元的十三经注疏。
谷梁传解释春秋的用辞和书法，体现出一种准确、凝炼的文风。例如，谷梁传庄公七年，对经文“夏四月辛卯，昔，恒星不见”，有细致的解释，反映了中国史学史上的好传统。
同公羊传相比较，谷梁传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强调礼乐教化，力主仁德之治，而这恰恰适应了西汉后期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汉武帝死后，随着战争机制的解体和人民要求安居乐业的呼声高涨，与公羊有密切关系的刑名法术之士遭到朝野上下的普遍反对和斥责。昭帝时，议盐铁而罢榷酤，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生产得到迅速恢复，社会矛盾趋于缓和。宣帝即位后，要求“稽古礼文”，实行礼乐教化和仁德之治，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心态，成了士大夫众口一辞的呼声和为政治民的准则。
在谷梁传中，称引古礼之处比比皆是，如隐公元年载：“礼，赗人之母则可，娼人之妾则不可。”隐公二年云：“礼，妇人谓嫁曰归，反曰来归，从人者也。”桓公三年：“礼，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门，诸母兄弟，不出阙门。”谷梁传屡屡高扬传统礼仪，倡导礼乐教化，贬斥非礼行为。清代钟文说：“谷梁多特言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与夫贵礼贱兵，内夏外夷之旨。”
从重民的思想出发，谷梁传力主仁德之治。它明确指出，“民者，君之本也”，认为那些昏君暴主败亡出奔，“民如释重负”。对那些爱护百姓，在志民生的圣主明君，谷梁传认为春秋是予以褒美的。在僖公三年，它连连称道鲁禧公“有志乎民”，表明经文有赞扬之意。同时，谷梁传又认为对那些只顾个人享乐，不顾百姓死活的君主，春秋是予以讥斥的。春秋·成公十八年：“筑鹿囿。”谷梁传说：“筑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薮泽之利，所以与民共也，虞之，非正也。”就是说，鲁成公筑囿以为虞猎之地，是夺民利，是不正确的。
汉宣帝在谷梁学的兴盛中起了重要作用。宣帝喜欢读申子·君臣篇，“颇修武帝故事”，曾拒绝王吉“述旧礼，明王制”的建议，反对太子刘奭专用德教儒术，认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因而后世常以武宣帝并称。但另一方面，宣帝“贝仄陋而登至尊，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注意采取措施抚恤百姓，济贫救难，多次颁布假民公田、减免租税、赈贷种食的诏令，要求地方官“谨牧养民而风德化”，并革除弊政，澄清吏治，平理弄狱，废除了武帝时的许多严刑峻法。宣帝意识到礼乐教化的重要作用，注意加强传统礼仪对社会的控制力量，使“海内兴于礼让”。
在力主礼治的同时，谷梁传还强调宗法情谊，这可以利用来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特别是刘汉宗室内部的矛盾。这是谷梁学在汉代一度兴盛的又一原因。
公羊传虽有强调宗法伦常的内容，但它更多地是要求大义灭亲，对乱臣贼子进行毫不留情的镇压。谷梁传则不然。在解释春秋·昭公八年“陈侯之弟招杀陈世子偃师”时，谷梁传认为，称招为弟，不合王朝礼制，但春秋为显其恶，特意如此，以说明招对骨肉之亲的极端残忍。这些内容，在宣帝之世有着某种现实意义。
对汉宣帝这样以较疏远宗法关系入继大统的皇帝来说，要长期稳住自己的宝座。在注重宗法情谊的同时，又要强调尊王思想。谷梁传中尊王思想的存在，也是谷梁学兴盛一时的一个原因。
在史实记载上，谷梁传远不及左传丰富，但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反映春秋时期社会情况的宝贵史料。其他可与左传相补充的史实还有不少，诸如：谷梁传僖公二年记虞师晋师灭夏阳，僖公十九年记“梁伯湎于酒，淫于色，心昏，耳目塞”，最后导致梁亡，等等。
谷梁传对于史学发展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在历史思想方面所产生的影响。谷梁传主张“著以传著，疑以传疑”，指出历史家应遵从忠实记载史实的原则，并能够将这一原则贯彻到自己的著作之中。如谴责宋襄公拘守成说，“失民”，“以其不教民战，则是弃其师也”等等，体现了上述忠实于历史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