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传
春秋公羊传，又称公羊春秋，简称公羊传。旧题战国时齐人公羊高撰。据何休公羊传序、徐彦疏引戴宏序说，该书系由孔子弟子子夏传给公羊高，公羊高子孙继续口耳相传，到汉景帝时始由公羊寿与胡毋生（子都）写定。该书着重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多牵强附会之处，因董仲舒的宣扬而较流行，是研究战国至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公羊传作为儒家经典，备受历代统治者的推崇，长期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教科书和科举取士的考试内容。在唐代被定为小经，在宋代被定为中经。并被列入十三经中。
公羊传的主要精神是宣扬儒家思想中拨乱反正、大义灭亲，对乱臣贼子要无情镇压的一面，为强化中央专制集权和大一统服务。公羊传尤为今文经学派所推崇，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历代今文经学家都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
公羊传作为今文学派的中坚，有独特的理论色彩。主要有三项：一、政治性。讲“改制”，宣扬大一统，拨乱反正，为后王立法。二、变易性。它形成了一套“三世说”历史哲学理论体系。公羊传讲“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是其雏形。董仲舒加以发挥，划分春秋十二公为“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表明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不是铁板一块，或凝固不变，而是可按一定标准划分为不同的阶段的。
公羊传的“三世说”：“所传闻世”是“据乱世”，“内其国外其夏”；“所闻世”是“升平世”，“内诸夏外夷狄”；“所见世”是“太平世”，“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
今文家的这种认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他们所“描述”的历史运动，并不符合史实但却符合“理想”。从春秋“本然”的历史来看，“三世说”的诬妄显而易见。顾颉刚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中即指出：“此三世之说殊难稽信也。事实上春秋时愈降则愈不太平，政乱民苦无可告诉，可谓太平乎？”
至少从汉代起，今文公羊家已经对于人类历史运动的规律性进行了富有想象力的探讨。根据公羊家的论述，人类历史的演进，从“据乱世”进入相对平和稳定的“升平世”，再到“太平世”，是一条“理想”的社会发展轨迹。在这套理论中，蕴涵着“历史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这样一种可贵的思想胚芽。第二，“三世说”在本质的规定性上是循环论的。但在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循环的范围内，又存在着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序列，因而也就是一个“进化”的序列。
何休注公羊传，更糅合了礼记·礼运关于大同、小康的描绘，发展成为具有一定系统性的“三世说”历史哲学，论证历史是进化的，变易和变革是历史的普遍法则。何休进一步发挥为：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於所传闻之世，见治起於衰乱之中，用心尚粗糙，故内其国而外诸夏；……於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於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立爱自亲始，故春秋据哀录隐，上治祖祢。
照何休的解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经过了所传闻的衰乱世、所闻的升平世，和所见的太平世这样三个阶段。而所以会是三个阶段者，盖由于“礼”是尚三的等等。这是何休的历史进化论，公羊传本身并没有这么多意思。自东汉以后，封建社会结构趋于稳定，主张“尊古”的古文经学更适于作为政治指导思想，取代了主张“改制”、“变易”的今文学说的尊崇地位。今文公羊学说从此消沉一千多年，迄清中叶方被重新提起。
公羊传写定于汉初，系用汉代通行的隶字书写，它是今文经学中富有理论色彩的代表性典籍。公羊学者认为，春秋经是孔子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史事以表示自己的政治观点，处处包含着“微言大义”。这同古文学派认为春秋经是一部历史著作不同。
汉初传公羊学说有三家，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说：“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在这三家中，尽管董仲舒是佼佼者，即他对公羊的阐发比胡毋生与公孙弘深刻，但始终只是公羊学中的一派，并非是公羊学的唯一宗师。特别是，东汉公羊学的最大代表何休，在其名著公羊解诂中，明确胡毋生是公羊宗师，而一个字都未提及董仲舒。
西汉初期，时代需要封建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公羊春秋就是齐学学者对孔子春秋改造的结果，因而受到了汉武帝的重视。汉景帝时，胡毋生和董仲舒被招为博士。二人同业公羊春秋，董仲舒曾著书称其德。正是董仲舒、胡毋生为代表的齐学学者将儒学理论改造成了符合大一统需要的新儒学，才取得汉武帝欣赏，获得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统治地位。
胡毋生弟子众多，有名的除公孙弘外，还有兰陵褚大、东平嬴公、广川段仲、温之吕步舒。后来，又有齐人任公、贡禹、管路、左咸、鲁眭孟、颜安乐、严彭祖等均以治春秋公羊传得显。
公羊春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东汉的何休、唐代的徐彦、清代中后期常州学派的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龚自珍、魏源，直到近代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是公羊学派中有影响的人物。
公羊传的历史思想比谷梁传更为丰富，其影响也更深远。在汉代，公羊学大显于世。魏晋以后虽经一千多年的消沉，至鸦片战争前后却重新复兴，而且风靡一时，成为近代维新运动的思想武器，并且是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中国思想界接受西方进化论的思想基础。
总括来说，公羊传的历史哲学具有政治性、变易性和可比附性三大特点，在儒家经典中并不多见。其中的大一统主张，对统一封建社会起了促进作用。
今本公羊传的体裁特点，是经传合并，传文逐句传述春秋经文的大义，与左传以记载史实为主不同。公羊传的特点是重在释经。所谓释经，就是研究春秋的用词、造句，探求经文中隐含的“微言大义”，探寻孔子在编撰春秋时的思想感情。公羊传在释经时，从春秋所载的各条大事出发，引申开去，阐释经义，但也不完全紧扣经文，有时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为主，这些见解就构成公羊传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