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传
春秋，又称麟经、麟史。是鲁国的编年史，经过了孔子的修订。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７２２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４８１年）的历史，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一书的史料价值很高，但不完备，王安石甚至说春秋是“断烂朝报”。
在中国上古时期，春季和秋季是诸侯朝觐王室的时节。另外，春秋在古代也代表一年四季，而史书记载的都是一年四季中发生的大事，因此，春秋是史书的统称。而鲁国史书的正式名称就是春秋。传统上认为春秋是孔子的作品，也有人认为是鲁国史官的集体作品。
春秋中的文字非常简练，事件的记载很简略，但二百四十二年间诸侯攻伐、盟会、篡弑及祭祀、灾异礼俗等，都有记载。它所记鲁国十二代的世次年代，完全正确，所载日食与西方学者所著蚀经比较，互相印证的有三十多次，足证春秋并非古人凭空虚撰，可以定为信史。然而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它在文字上难免有论脱增窜之类的问题。
春秋最初原文仅只一万八千多字，现存版本则只有一万六千多字。在语言上极为精练，遣词井然有序。
就因为文字过于简质，后人不易理解，所以诠释之作相继出现，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称之为“传”。其中左丘明的春秋左氏传，公羊高的春秋公羊传，谷梁赤的春秋谷梁传合称为春秋三传，并被列入儒家经典。现在的春秋原文一般合编入左传作为“经”，左传新增的内容作为“传”。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为春秋作传者共有五家：左氏传三十卷；公羊传十一卷；谷梁传十一篇；邹氏传十一卷；夹氏传十一卷。其中后两种已经失传。
公羊传和谷梁传与左传有很大的不同。公羊传和谷梁传讲“微言大义”，希望试图阐述清楚孔子的本意，有人认为有些内容有牵强附会的嫌疑。左传以史实为主，补充了春秋中没有记录的大事，一些纪录和春秋有出入，所以有些人认为左传的史料价值大于公羊传和谷梁传。
现存的春秋，从鲁隐公记述到鲁哀公，历十二代君主，计二百四十四年（依公羊传和谷梁传载至哀公十四年止，为二百四十二年，左传多二年），它基本上是鲁国史书的原文。
相传春秋之书出于孔子之手，旧时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之说。但后世亦有不同说法，清人袁谷芳春秋书法论说：春秋者，鲁史也。鲁史氏书之，孔子录而藏之，以传信于后世者也。石韫玉独学庐初稿·春秋论也说：春秋者，鲁史之旧文也。春秋共十二公之事，历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笔而书者必更数十人。此数十人者，家自为师，人自为学，则其书法，岂能尽同？虽然春秋之作者有争议，但其经过孔子之手修而改之，则无大异。
事实上，春秋作为一部鲁国的史书，其作用早已超出史书范围，春秋用词遣句“字字针贬”成为独特的文风，被称为春秋笔法，为历代史家奉为经典。春秋所记，是二百四十多年的春秋各国大事，目前所存全文，不过一万六千多字，但据曹魏时的张晏和晚唐时人徐彦引春秋说，都说是一万八千字（张说见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徐说见公羊传·昭公十二年疏引），可见春秋原文，从三国以后脱落了一千多字。
孔子所作的春秋是一部蕴涵着作者深刻政治思想的政治学著作，这是从先秦孟、荀史书到两汉马、班诸家一致的正确看法。两汉以后，今文经学衰微，学者多受古文经学门户之见的影响，错误地视春秋为历史学著作，并由此引发了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春秋性质之争。
围绕春秋是历史学著作还是政治学著作这一问题，千余年来先后形成了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春秋为政治学著作，持此说者如清人皮锡瑞，近人徐复观、吕思勉、胡适等；第二种观点认为春秋是历史学著作，古文经学家如晋人杜预，近人钱玄同、顾颉刚、刘节等人坚持这种看法；第三种观点认为春秋“亦经亦史”，持此说者如钱穆、雷戈。就“亦经亦史”的说法，钱穆认为春秋是一部“亦经亦史的一家言”，理由是古无经、史的区别，经、史之分是后代才有的观念，“若我们定要说春秋是经非史，这实在只见其为后代人意见，据之以争古代之著作，未免搔不着痛痒”。
关于孔子“作春秋”的原因，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的：“余（太史公）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马迁对春秋极为推崇：“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学术界对于春秋的史学价值存在质疑。胡适认为：“春秋那部书，只可当作孔门正名主义的参考书看，却不可当作一部模范的史书看。后来的史家把春秋当作作史的模范，便大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的宗旨在于‘说真话，记实事’。春秋的宗旨，不在记实事，只在写个人心中对实事的评判。”徐复观先生也说：“可以断定孔子修春秋的动机、目的，不在今日所谓‘史学’，而是发挥古代良史，以史的审判代替神的审判的庄严使命。可以说，这是史学以上的使命，所以它是经而不是史。”
然而史料记载中并没有对春秋的历史记载产生过怀疑。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序中说：“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朱熹说：“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善恶自见。”
春秋记史的笔法与史记不同。司马迁明确指出：”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但春秋的“微言大义”并不意味着其“言”是失实的。张京华有这样的评价：“如果说‘良史’、‘实录’代表了古代史学的基本原则，‘微言大义’则是代表了古代史学的最高境界。”也许正因如此，左传才会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春秋虽然不是历史学著作，但却是可贵的史料著作，因而对于研究先秦历史、尤其对于研究儒家学说以及孔子的思想意义重大。因此，从史料学的角度利用春秋不仅符合春秋性质的本来，而且比将它视为“断烂朝报”的历史学著作更具价值。先秦诸子著作无一属于史学著作，却都是今人研究古史所必需的史料，春秋的史实和大义因“三传”而明，这实在是它的特点和优势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