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枪伤突然复发，汪精卫颓然倒下，病情恶化。陈璧君只好求助中医，刘一帖留下膏药一帖，谁知是空欢喜一场。
１９４３年秋，侵占华北、华中的大量日军被抗日军民牵制住了，盟军也在中太平洋发动了进攻。这种两线作战，使日本疲于应付，缺兵缺粮的问题更使日军难以为继。日本本国战略资源紧缺，因此，征兵筹粮之事，就落在汪伪政权身上。东条英机命令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松井久太郎，要汪精卫于一月之内，在中国“和平区”强征２０万壮丁，限令３个月之内，调集１００万石大米。要完成这个任务显然是桩难事，汪精卫因此不得不采取拖延手段。
半个月过去了，松井久太郎见汪精卫没有动静，便带着武官犬养健雄亲自赶到南京汪精卫的官邸，询问究竟。当时，汪精卫在楼上卧室内与陈璧君商议征兵征粮之事，闻得总参谋长驾到，便匆匆忙忙下楼迎接。由于没有完成任务，他心慌意乱，两腿一软，竟在楼梯上狠狠地摔了一跤，三节曾经枪创的脊椎骨正好擦在楼梯的棱角上。汪惨叫一声，滚到楼梯下，多年前被孙凤鸣刺伤的伤口已经撕裂，无法站立，只好挺卧在沙发上。
松井和犬养见状，以为汪是故意拖延，非但不予安慰，反而进一步逼迫。汪忍住剧痛，结结巴巴地说：“兵粮之事，请阁下宽容几日，本府即令各省火速征集就是。”这些似可而不可的话，激起了武官犬养健雄的怒意。犬养生性粗鲁，态度蛮横，只见他“呼”地拔出指挥刀，笔直地擎在眼前。汪见状，以为对方要向他行凶，“啊”的一声，吓出一身冷汗来。其实犬养之举，并非行凶，而是武士道的一种逞威架势。但见他将左手的小指搁在桌沿上，右手挥动指挥刀，“呀”的一声，将自己的小指斩了下来，随即狂吼道：“主席先生的，军令大大的，你违的，当如这指头一般，厮啦厮啦的！”汪一见血淋淋的指头，不禁又出了一身冷汗，汪本来生性就柔弱，被犬养这么三吓两吓，三魂去了两魂半，竟两眼一翻，昏了过去。待他醒来，已经躺在日本驻南京的陆军医院里了。
汪精卫
汪精卫住院后，经过医生的会诊，一致决定要把背后的子弹取出，才可以缓解疼痛，解决问题。１２月，中将军医铃木小荣于亲自握刀替汪破背取弹。弹头取出后，陈璧君破涕为笑。在南京的大小汉奸头目，纷纷到医院表示祝贺。汪自己也强打精神，一连几次发表“卧床演说”，一切都在预料之中。谁知好景不常，手术后，背脊肋部的剧痛非但没有缓和，反而波及腰部颈间。背脊部的疼痛日沉一日，且大小便失禁，弄得病房内外之人，个个皱眉掩鼻。陈璧君见西药不灵，便乞求于中医单方，经其侄儿陈春圃辗转打听，终于在无锡探悉到一位治骨伤疮毒的名医刘一帖。
刘一帖替汪做了仔细的检查，发现汪的创口已经平复，便先给汪的患处按摩了一阵，开了两剂退火之药，并出示膏药一张，贴于患处，并对汪精卫说：“如果今天贴出的膏药有效果，明天上午我再来给你换药，保证两三天内汪主席脊椎骨的疼痛可以根除，两条腿也可以恢复知觉。”谁知神医果有神术，服药贴膏后的第二天，汪的痛楚竟大大减轻。他的双腿，也慢慢恢复知觉，久卧病床的他竟然奇迹般地站了起来，并能扶着拐杖在卧室来回走动了。汪陈夫妇暗自庆幸，即派陈春圃去刘一帖的住处，送去厚礼，还把他安排在中央党部接待处住宿，安排好一切后，就邀请他为汪精卫复诊。刘一帖收下礼物后，随车再往医院。他见汪病痛减轻，便面露“喜色”地对陈璧君说：“汪先生创毒不重，只要照原方服上两剂，再贴一帖毒散膏药，便可一劳永逸了。”一面说，一面从小医箱内取出一张同样的膏药交给陈璧君，他临走时，还对汪精卫许诺：“后天上午我还来给汪主席看一次，如果有必要再巩固一下疗效，我会给汪主席再贴一张膏药。”他交代了几句后，便告辞回住处去了。
汪陈二人本以为这一张“败毒散”贴了之后，便可消灾纳福。谁知这一贴膏药的效果与刘一帖说的完全不同，不是向更好的状况发展，而是比没有贴第一张膏药前的情况还糟糕。就在贴后不到三个时辰，汪四肢抽筋，浑身上下痛似鞭笞，手心、脚心和额心一齐沁出汗来，还一边嚎叫，一边在床上打滚，陈璧君见病情恶化，一时慌了手脚。她一面请铃木大夫审视，一面命陈春圃去刘一帖住处接他到医院会诊。陈春圃气急败坏地回来报告说，那刘先生当晚并未回来，眼下四出寻找，已不知去向。陈璧君料到刘一帖在膏药中掺了虎狼之药，才引起如此严重的病变。
３日后，有人给汪精卫寄去一信。陈璧君拆开一看，见白纸上写着四行黑字：厚礼不该收，既收亦不愁；平生药一帖，宜人不宜狗。下面落款为：被汉奸杀害了一家人的老头。
原来，这个江湖郎中刘一贴，本名叫张清华，几年前，由于汉奸的清乡，他的老伴、儿媳、孙子以及儿子都被伪军给杀害了，怀着失去四个亲人的悲痛，张清华发誓要给他们报仇，恰逢其时，有人请他给头号汉奸汪精卫治病，这真是上天赐予的报仇良机，于是，他就带了里面加了毒的膏药到了医院，在换药时乘机贴到了汪精卫的身上。
刘一贴的一贴膏药，使汪精卫的病情持续恶化，他的病一天比一天严重了，在中国治不好，后来被送到日本。
汪精卫赴日就医，不料竟成“试验品”，日本人为救自己人，竟用汪做实验。一代巨奸，终于命毙扶桑。汉奸走狗，人人痛恨，尸焚灰扬，罪有应得。
汪精卫病情恶化的消息，立即通过军用电台，传到了东条英机耳里。东条做出决定：让这位“儿皇帝”去日本就医。
１９４４年３月３日，天皇赠送的“海鹣”号专机，载着近乎全瘫痪的汪精卫，从南京飞抵日本名古屋机场，并立即被送进帝国大学医院的一间特设的病房里。经该院著名内外科大夫的紧急会诊，病情十分清楚，主要是铅毒入骨之故。第一外科部上野博士立即决定进行第二次开刀，做削骨去毒手术。
这种削骨去毒手术并不复杂，第一流的医生不屑做这等手术，于是，刀把子落到一位年轻的副手龟田良宏身上。
龟田出生于中国，曾在天津上过两年中学。“七七”事变后，他随父母返回日本，在仙台攻读医学，后来应征到帝大医院任外科医师。他本来是当时日本年轻一代中的“自由派”，后来在战争歇斯底里的鼓动下，渐渐倒向军国主义一边，对天皇和军部的命令百依百顺。这回院方命他为汪精卫进行手术，他颇想借此机会显示一下自己的才能，便连夜拟订手术方案。他的未婚妻小笠顺子也在该院当护士，就在龟田埋头拟订手术方案之时，顺子突然来到他的卧室，递给他一封密信。龟田马上将信拆阅，只见上面用端正的汉字写道：
龟田兄：
仙台一别，匆匆又是半载，谅安居无恙。顷悉兄将为汪精卫做削骨手术，殊觉惊讶。盖汪某系我中华国贼，弟恨不得食其肉，饮其血。对此辈恶人，毋有人道可言。兄若念当日同窗之情，宜于方便之际，促其速死。如蒙阴助，没齿难忘。阅后付炉，切记切记。
弟夏小柏拜托
龟田读了此信，大吓一跳。原来这署名为夏小柏者，是他早年在天津的邻居，后来又是仙台医学院的同窗好友，双双曾立下誓言，要为增进东亚诸国人民的健康与友谊而献身。战争初期，两人还常联系，但近半年来，由于时局紧张，交通车辆均被投入战场，所以虽相距不远，竟无法见面。这回龟田突然接到此信，感到十分为难。顺子见龟田半天不响，便轻轻问道：“夏先生想见你吗？”
龟田愁苦着脸说：“不，他要我为友谊尽力，可我得为天皇尽力呀！咳，我不能拿不人道的办法，去对付一个病人！”
就这样，夏小柏的规劝失败了。手术方案在紧张地制订着。上野博士建议去掉一节胸椎骨，并同时从病人的骨骼上锯下一块骨头来，仿制成胸椎骨移植上去，以消除原来的病骨对神经的压迫。而另一名骨科大夫黑田久雄则提出了第二方案，主张削骨去毒手术后任其自然愈合，而不必植入仿制的胸椎骨。他强调说：“这样做，不仅医后效果好，而且有可能恢复原状。”龟田知道，“自然愈合”是一种试验性的疗法，不适宜于老年人，因此便全力支持“植骨”方案。这样，“仿椎骨植入”的第一方案定下来了。
但在进行手术的前半小时，院方突然通知：此番对汪某的手术必须照第二方案进行。龟田无奈，只好执行。手术在当天午夜进行。打开背腔后，龟田发现受铅毒感染的三节胸椎骨已经变形，骨膜发炎溃烂，并严重压迫神经。
到第二天午夜，汪才完全苏醒过来。虽然疼痛有所减轻，但他的躯体和头部已被固定在石膏床上，一点也不能动弹。经过两番手术，汪骨瘦如柴，元气已经丧尽。一星期后，经Ｘ光拍照检查，削骨处非但没能自然愈合，反而已经萎缩，但要重做“植骨”手术已经不可能了。龟田大夫不明白，院方为什么临时改变方案，硬要对一个过了６０岁的人做“自然愈合”的试验性疗法呢？他带着这个疑问几次三番地问了他的未婚妻小笠顺子。原来，小笠顺子的父亲是日本军部情报处的一名要员，所有机密情报，他都有副本留在手头。顺子在情人的再三恳求下，终于亮出了一份“军部指令”，龟田接过一看，见上面写着：
上野博士：
陆军１１７部渡边大佐，因早年枪创复发，患胸椎骨铅毒症，现住东京皇室医院，欲转去你院做自然愈合疗法。为确保削骨去毒手术的成功，限你们于一、二天内，先做一名病理试验，无论何人，均可列为试验对象。注意，这是军部和首相府的最新指令。
１９４４年３月４日
看到这里，龟田完全明白了。
汪精卫既已成为屠夫们手下的试验品，院方当然想在他的三节胸椎骨上捞一点“自然愈合”的效验。但事与愿违，尽管服了大量的激素和钙片，收效却甚微。半月后，经第二次Ｘ光透视，那三节做过削骨手术的胸椎骨仍在继续变形。汪的背肩部疼痛重又加剧起来，且形如干尸，彻夜呻吟，只好苟延残喘，卧等其死了。但如何死法，这里还有精彩的一幕。
原来，汪精卫到名古屋就医时，陈璧君虽一起跟到日本，但日方以“加强护理”为名，将陈璧君及其子女安排在离医院较远的西山宾馆里。待汪病势严重之后，院方干脆谢绝陈的探望。陈璧君无奈，只好回南京向另外两个汉奸头目陈公博和周佛海哭诉。经陈公博和周佛海联名向日方陈说情由之后，日方军部才同意陈璧君去医院探视。但院方知道，汪精卫实际上已成为一个断了脊梁骨的残废病人，如果让他与陈璧君面对面地交谈，势必将“试验品”情况暴露在世界公众面前，况且汪僵卧在床上，连一点“病情好转”的迹象也没有。为了应付这一难堪的局面，院里的宪特头目串通名医博士，精心设计了一个骗局。他们拆去汪的石膏床，搬进一间隔音的病房里，预先给他注射全身性麻醉剂，待药性发作后，让他侧卧在一张倾斜形的病榻上，脸朝内壁，还在他手上放一本法国小说，形如看书消闲一般。
与此同时，陈璧君正好赶到医院。院方用种种理由阻拦她进入病房，只许她在大玻璃窗外向内探望一会儿，既不能说话，也不能敲窗。这一招，使得这个风云一时的女人十分狼狈。她有苦没处诉，只好又灰溜溜地飞回南京。经过这一番折腾，汪胸椎骨又一次受到挫伤，不仅胸椎骨随时可能折断，颈椎骨也渐渐变形了。本来尚可勉强坐卧，后来，连头颅的重量也支撑不住了。
那班有帝国医学博士学位的先生们，为了尽到他们所谓的最后一点义务，终于又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们用一个特制的钢圈，套住汪的下颌，将他的头颅凌空吊起来，用机械的方法，将头颅与颈椎骨拉直，就像投环自尽一般。汪自知死期不远，只好任凭帝国博士们摆布。这样，在病榻上待了３个月，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２日，汪精卫遗体运回南京直到１１月１０日，汪终于无声无息地死在他主子设下的“绞刑架”上了。
汪精卫死后，小矶内阁假惺惺地发了讣告，连天皇也说了几句“痛惜”之言。在南京一班汉奸走狗的请求下，日本军部特地用“海鹣”号飞机将汪的尸体运回南京。
１１月１２日，汪精卫的遗体运回中国。汪死后，伪政府专门成立了哀典委员会，由陈公博担任主任委员，周佛海、王克敏、楮民谊副之。当天就发出公告：
国民政府主席汪主席，痛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申时，在日本名古屋帝大医院逝世，距生于民国纪元前二十九年五月四日已时，享寿六十有二，谨于十一月十二日恭迎遗体回国成殓，择期举行国葬，饰终典礼，由国民政府会同中央党部组织哀典委员会办理。
经过一番冷冷清清的“悼念”活动之后，１１月２３日，在日寇军警的严密监视下，汪的尸体被埋葬在梅花山麓。之所以选择葬在梅花山，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汪生前酷爱梅花，曾把南京的市花定为梅花，即使在日本养病期间，他也还在病房前种有几株；二是因为汪要把自己的陵墓建在国父孙中山陵墓旁，表示他生前是总理的信徒和助手，死后也要追随左右。陈璧君自知他的尸体日后难免被人毁棺鞭尸，便亲自布置，在建造墓壳时，将５吨坚硬的碎钢块掺在混凝土里，浇灌成厚厚的墓壳。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从重庆还都南京。
１９４６年１月，在重庆的蒋介石通知何应钦：在重庆政府还都南京之前，必须将汪精卫在梅花山上的坟墓处理掉，于是，何应钦在南京黄埔路陆军总部召开了一次会议。何应钦脱去白手套，对在座的工兵部队、宪兵司令部负责人慢条斯理地说：“委员长不久就要还都回来了，但汪精卫的坟墓仍在梅花岭，居然和中山陵并列在一起，太不像话，如不去除，委员长必定大发脾气。所以请大家来，仔细研究除掉汪墓的妥善办法。此事要考虑周详，绝对保密。汪精卫毕竟是个国民党元老，一旦宣扬出去，说委员长容不得一个政敌的尸骨，那就不好了。”何应钦说完，请大家研究决定，就先走了。
会议决定在十天以内办好这件事，由七十四军工兵部队负责执行，宪兵实行戒严，严格保密。
七十四军工兵指挥官马崇六决定爆炸挖墓，并定于１月２１日晚上执行。在这之前梅花岭周围实行戒严，并在报纸上公布陆军要试炮。爆炸由七十四军五十一师工兵营负责，用１５０公斤“ＴＮＴ”烈性炸药。
在一个月黑风高、夜寒逼人的晚上，梅花岭四面响起了陆军的“试炮”巨响。
工兵在水泥墓上钻好炮眼，放好引信，轰然一声，炸开了这个石墓，露出棺材。撬开棺盖，马崇六看到汪精卫的尸体穿着长袍马褂，头戴礼帽，肩上还披了一条红色绶带。由于使用过防腐剂，尸体并未腐烂，只是脸色青灰，已有黑斑点点。马崇六叫工兵实行“抄身”，发现棺内除汪的一堆朽骨和陈璧君亲手盖上的“魂兮归来”的白幡外，只有一本汪精卫手抄的诗稿，虽已发霉，但字迹还可辨认。稿本中的多数诗作，先前都曾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过，只有最后一首题为自嘲的绝命诗，字迹歪歪斜斜，不具年月，料是汪死前之作。诗道：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马崇六“验明正身”后，就下令用吊车将棺木吊到卡车上，向清凉山火葬场驶去。这里士兵们立即平整土地，填满墓穴，运走垃圾，将一座事先以积木式拼装好的翘角亭子，放在墓地上，不到天亮，就已完工了。不知不觉，无声无息，汪的坟墓，就此消失，这里依旧成了游览风景的地方。
装着棺材的汽车，由马崇六押车开到火葬场。场内人员都已调开，全由工兵操作。棺材被立即送入火化炉，但见一团火球，飞舞燃烧，４０分钟不到，全部烧光。一副价值连城的楠木棺材，也一起化为灰烬了。马崇六命令开动强烈的鼓风机，向炉膛吹去，顷刻间尘灰飞溅，汪精卫的骨灰在茫茫夜空中四散不见了。
汪生前所作的诗中，曾有“劫后残灰，战余弃骨”、“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的句子，本是得意时随手写写的，想不到，到头来一语成谶，竟成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