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少有才学，１９岁即中秀才。后来，他赴日本留学，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曾以民报主笔的身份痛批保皇派。在南洋期间，他积极宣传革命，筹措经费，与陈璧君相识，后来结了婚。
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季恂、季辛，号精卫，１８８３年５月４日生于广东省三水县。精卫是他后来留学日本期间，在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上发表文章时使用的第一个笔名。该名源自山海经里精卫填海的故事，含有对革命坚定不移、锲而不舍之意。自他１９１０年谋刺摄政王载沣以后，“精卫”的大名就妇孺皆知了。
汪氏祖籍绍兴，父亲汪省斋，字玉淑，号竺生。他秉承了绍兴师爷的传统，携家迁往广东番禺，并在三水、曲江、英德、四会、陆丰等县当了多年的幕僚。幕僚不是朝廷的命官，类似今天的秘书，主要职责就是协理刑名钱谷，俸禄也不丰厚，加上汪省斋子女众多，一家人的生活还是十分清苦的。他到了古稀之年，仍得挣钱养家。只是后来由于生病，才不得不歇业。汪省斋原配夫人病故后，续娶吴氏，汪精卫便是吴氏所出。汪精卫出生时，父亲已经６２岁，母亲３１岁，他在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十，最幼。所以父母亲格外疼爱这个小儿子。
汪精卫的童年颇为不幸和凄苦，他１３岁丧母，１４岁失父，汪精卫每当想起这些总是颇为伤感，“我的母亲提起来，真伤心，我觉得她的一生，只是沉浸在‘忧劳’两个字里。家计的艰难以及在家庭内所受的闲气，如今还一幕一幕地时时涌现在我的眼前。”后来，他央请了画家温幼菊作了一幅他９岁时偎依于母亲膝下习字的国画，题为秋庭晨课图来纪念亡母。汪精卫后来为这幅画题了一首词，“好雨已迟萱草，人间何处春晖”，他对母亲的思念由此可见。
汪精卫的童年是在追随父亲宦游的经历中度过的，他自３岁始，便随父亲往来于曲江、英德等众多县。汪省斋课子极其严格，汪精卫５岁就被送往书塾就读。８岁时已经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幼好读，尤好新书及小说家言”，“为省斋公所爱”。父亲由于年事已高，看不清书上的字，就让汪精卫诵读王阳明传习录以及陶渊明、陆游的诗歌，直到能够背诵下来，“方才罢休”，这不仅逐渐培养了汪精卫演讲的口才和演说能力，还使幼小的他无形中接受了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和陆游的豪放文风，这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汪精卫以后的政治生涯中逐渐显现出来。
汪精卫的长兄汪兆镛，擅长诗词，著有微尚斋诗集，是汪氏家族中对汪精卫有较大影响的人。他比汪精卫年长２２岁，常与汪精卫切磋诗法。在汪精卫父母去世后，长兄为父，他就把汪精卫带到粤北乐昌。
汪精卫的叔父汪瑔，博学多才，常读经史，对汪精卫的教益很大。汪精卫后来回忆说：“我叔父更是博学，藏书数万卷，因此我于经史子集四部之书，也还窥见一些。”汪精卫从小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周遭亲友的影响和严格的家教，为他以后的长于辞令、能文擅诗，奠定了良好的国学基础。他在１５岁便有诗才，曾写过一首登西石岩的律诗：
笑将远响答清吟，叶在欹中酒在襟。
天淡云霞自明媚，林空岩壑更深沉。
茱萸怅触思亲感，碑版勾留考古心。
咫尺名山时入梦，偶逢佳节得登临。
诗虽有拼凑嫌疑，不甚工整，但出自童子之手，寄托哀思，确也实属不易。
父亲殁后，汪精卫继续学习文史经世之学，他师从章梅轩学习应制文字。时乐昌县训导奇其文，“谓其文气磅礴纵横，许为旋转乾坤之伟器，赞不绝口”。其国学功底初步奠定。
１９０１年，就是在汪精卫１９岁那年，他随同他的二哥兆到广州去应番禺县试。他俩的成绩都不错，但是汪精卫的八股文章更胜一筹，他的文笔更加优美，便被取为第一名，兆得了个第三名，弟兄俩都成了“秀才”。其间还有一点趣事，闻少华在汪精卫传里详述了这件事情：在县试时，县令钱璞如“阅其文，置第一。仲器（兆）第三，及启弥封，知为兄弟，终试以仲器与之易”。汪精卫从第一名降到了第三名。到了府试时，广州知府龚心湛又将汪精卫拔置第一。张江裁在编汪精卫年谱时，就这件事问过龚心湛。龚复信说：“幕中阅卷者置精卫先生之兄第一，弟以哲弟之文，实乃胜兄，谓不当令屈居第二。幕友则谓弟不可先兄。弟曰：‘玉尺量才，但论文字，不问长幼，倘曲徇行次，岂衡文求贤之本意。乃易精卫先生冠军，易置其兄第二’。”不管怎样，兄弟俩同时名列榜首，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一时传为学苑佳话。
那时，广州西湖街有一家“黄文英刻字店”，这个店有个规矩，凡考中秀才的人，就把他的名字刻在印章上，沿街贩卖。据说，当时，刻着汪氏兄弟的印章，还颇为畅销。但不幸的是，就在这一年，汪精卫的二哥又病死了，加上先一年病逝的三哥，这样汪氏一族就留下了两个寡嫂和一个孤侄，景况很凄凉、悲惨！
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听说汪精卫很有才气，家境又比较困难，于是就聘他为家庭教师，每月发给汪薪金１０元。这一年，汪精卫１７岁。此外，由于汪参加各书院应试，成绩优异，加之，汪氏家境贫寒，每月还可以从地方政府得到“膏火银”的资助约摸２０元。一个月３０元的收入对于一个４口之家来说，是难以为继的，汪精卫就是在这样艰辛的环境中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
１９０４年，汪精卫２１岁，这一年对汪精卫来说是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奠定了他以后政治生涯的基础。这一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响应清廷的“新政”号召，在广州招考前往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的公费留学生，录取人数为５０名。当时，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这对渴望有所抱负的汪精卫自然有特殊的吸引力。汪精卫花了一番功夫终于参加了应选考试，同时应试的还有朱执信、胡展堂、古应芬、陈融、叶夏声等一批知名秀才，结果同被录取。
汪精卫收拾好行装，安排好家里，在９月，与朱执信、胡展堂等人一起登上了一艘３００吨的小型轮船漂洋过海，踏上了前往日本的旅途，他们被安排进入东京法政大学学习。在日本学习了一年半速成科以后，１９０６年毕业考试，汪精卫在全班６２人中，在全体３００多名考生中，以第二名的优秀成绩获得了毕业证书。
青年时期的汪精卫
速成科毕业后，当时的两广总督岑春煊让汪精卫回国，筹办广州法政学堂。他本来可以就此回国，获得清政府给予的一定官职，自此过上富足的生活，但日本的富强之路以及涌荡的革命思潮深深吸引了他，他希望继续学习，不愿回国。这样一来，广东停给公费，汪精卫只好自费学习，他当时寻找的“兼职”是译书稿。刚开始到日本的时候，他还不会说日文，但是练习一段时间后，他就能够读懂日文，再加上汪精卫的中文基础扎实，译书对于他而言不是什么难事，在此期间，他翻译了法规大全，他每月译书的稿费比广东省拨给的公费还要多出２０多元，维持生活绰绰有余，而且有时还略有结余，资助生活困难的同学。
在日本，汪精卫的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国内的时候，作为秀才的他，接触的都是被奉为经典的孔孟之道和三纲五常，这些说教要求人们做的是清王朝的顺民。而他到了日本以后，学习的却是万法精理、民约论以及政治进化论等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政治学说，他逐渐脱离了封建卫道士的营垒，迈入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阵营。汪精卫后来回忆道：“留学法政，从宪法中得知国家观念及主权在民的观念。从前所谓君臣之义，撇至九霄云外，固有的民族思想勃然而兴，与新得的民权思想会合起来，便决定了革命的趋向。”尊重和保卫民权，维护和捍卫民族独立，是汪精卫留学日本的主要收获。
在日本，经过拒俄运动后，革命派的势力大为增加，留日学生中已经形成了浓厚的反满氛围，这使汪精卫颇为兴奋与积极，作为学生中的活跃分子，他经常与同学们研究清王朝的弊政、日本明治维新和日俄战争等问题，甚至还与胡展堂、朱执信等人组织了反清政治小团体，经常讨论时弊，寻求治国良方，这个团体与孙中山组织的兴中会的成员保持着密切联系。在日本的所见、所闻、所感、所做、所为，对汪精卫的思想产生了十分关键的影响，他果断放弃了他曾经接受的封建纲常，开始接受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
２０世纪初是中国风云变幻的岁月，一方面满清政府的统治风雨飘摇，另一方面，革命党人已经在酝酿如何推翻清王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１９０５年夏，孙中山来到日本继续他的革命大业，聚集革命力量，而这时的汪精卫已经是早闻先生大名，他对孙中山久存仰慕与崇敬之心。７月下旬，经过胡毅生的推荐，汪精卫与朱执信一道拜会了孙中山。在畅谈中，汪精卫才思敏捷、长于辞令，理论基础扎实，这些给孙中山留下了深刻印象。孙中山的恢弘气度和领袖魅力深深打动了汪精卫这个热血青年，他由衷地钦佩这位革命导师，十分希望能跟着这位伟大领袖大干一番革命事业。他后来回忆说，１９０５年“有一件不能忘记的事”，“第一次会见了孙中山先生”。
７月３０日，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孙中山邀集有志革命的留学生和旅日华侨共７０余人召开了中国同盟会筹备会，汪精卫以广东省留学生代表的身份，参加筹备会。孙中山率领入会诸人宣誓，汪精卫在大会上宣誓加入中国同盟会，由于有深厚的革命理论基础和国学功底，他被推举为同盟会章程的起草人之一。一入会就负责这么重要的工作，孙中山对汪精卫的信任和倚重由此可见。
经过２０余天的筹备，８月２０日，中国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孙中山、汪精卫等１００余人。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大会通过了汪精卫等人起草的同盟会章程草案。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汪精卫担任评部议长。这年汪精卫２２岁，一入会就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可见孙中山对汪精卫是青睐有加。而这时的汪精卫正意气风发，风华正茂，他随即以火热的政治激情投入革命的战斗，在革命大潮的考验中逐步成为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
同盟会一成立，就积极联络革命同志，发展革命势力，这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度恐慌和不满，他们要求日本政府限制留日学生的活动，制止革命思想的蔓延。于是，日本政府颁布了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简称取缔规则），禁止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强迫他们遵守清政府的法令。取缔规则颁布后，学生丧失了言论、集会等自由，他们群情激奋，奋起反抗，汪精卫在孙中山的支持下，领导和组织了有力的反击，他发起组织“维持留学界同志会”，并担任该会书记。正是由于对孙中山指示和命令的坚决执行，汪精卫得到了孙中山的信任，此后，他成为孙中山身边的“首席幕僚”。
同盟会成立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与保皇派的论战。同盟会外，康有为、梁启超成立了“保皇会”。康有为年老力衰，却丝毫不忘光绪帝的“浩荡皇恩”，总盼有一天忠君报国，他携弟子梁启超流亡海外，念念不忘被囚中南海瀛台的光绪帝。１９０２年，保皇派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宣传他们的思想。
为了宣传革命思想，扩大革命党人的影响，有必要从理论上彻底击败保皇派的谬论。同盟会成立后，为适应斗争的需要，同盟会决定筹办民报，希望以此为战斗阵地，批驳谬论，宣传革命。汪精卫、章炳麟、陈天华、胡汉民、朱执信和宋教仁等都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
民报一面世就锋芒逼人，同新民丛报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论战主要围绕着三个方面进行：第一，要不要革命？革命会不会带来“暴乱”或“瓜分”？第二，是依靠清朝廷实行君主立宪还是要建立共和政体？第三，要不要改革土地制度？
汪精卫旗帜鲜明地站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一边，在民报上，他使用的基本上是“精卫”的笔名，与论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较量，汪精卫之名也由此得来。在民报第一至第十三期中，他写了民族的国民、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论革命之趋势、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满洲立宪与国民革命等１４篇文章。这些文章论点明确，笔锋犀利，论据充分，击中了保皇派的要害。在文章中，他强调排满，要进行“种族革命”，但不是传统的仇满；鼓吹用“自立”以求“生存”，进而“雄飞于世界”；革命“排满”不是“排外”，因此，不会引起外部干涉；要救中国必须依靠“民力”。
汪精卫的文章，不仅把保皇派驳得体无完肤，而且旗帜鲜明地宣传了革命的三民主义，他出色的演讲才华和扎实的理论功底受到了同盟会会员的高度肯定和赞扬。
胡汉民对其民族的国民一文曾有这样的赞赏：“革命排满非仇杀报复之事，乃民族根本解决之事，宗旨严正，而根据历史事实，以证其所主张者，至为翔确。师出以律，不为叫嚣跳踉之语，异于邹容之革命军，遂受学界之大欢迎。”
孙中山对汪精卫的文章评价也很高，他说：“精卫于民报第六号对于革命将召瓜分之说，曾为文加以驳斥，其论析中外形势，使中国人士莫不大悟，外国恐怖症亦为之一扫；最近汪氏又发表一革命决不招致瓜分之长文，为证实其理论起见，引入种种根据，其卓见洞识，颇博读者快慰。其引用土耳其、摩洛哥近事为证，论旨坚实，究非为畏惧外国、谄媚满洲者所能企及……余今愿以之赠担忧革命将遭分割论者，谅精卫许之也。”
论战的结果后人都知道，新民丛报一败涂地，威信越来越低，在日本再也无法与民报相抗衡。而民报却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深受国内外广大读者的欢迎，以致一版再版，其中汪精卫起的作用不可忽视。据日本小野川秀美的民报索引（下）一书的统计数字，在汪精卫离开日本之前，民报创刊号共印七版，２号、３号各印五版，６号、９号各印三版，７号、８号、１０号、１１号也均再版。民报的文字，以“精卫的文章尤为当时读者所爱好”。
保皇派在新民丛报失利以后还是不甘心就此罢休，本着“追穷寇”的精神，他们把视线转移到南洋，以新加坡的南洋总汇报为阵地，挑起了论争。汪精卫与爱国华侨张永福、陈楚楠等创办中兴日报与之对垒，这实际上就把东京时代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转移到新加坡展开了。汪精卫和胡汉民是中兴日报的主要撰稿人。胡汉民专事批判康、梁的著作，汪精卫则侧重从革命理论方面对康、梁进行回击，期间，他除在中兴日报分期刊载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外，还发表了发动革命之决心、论革命之激烈主义、革命与外交问题等文章，批驳保皇派的谬论。此次论战，影响超出南洋等地，扩至全世界华侨，保皇派在论战中再次一败涂地，从此，再也没有力量与革命党人相抗衡。
１９０７年，孙中山被迫离开日本，计划“经营南洋，边陲起事”，他准备在越南河内筹划边境起义，南洋筹款被提到议事日程。孙中山知道汪精卫长于辞令，便把筹款任务交给他。同年，汪精卫携书孤身来到南洋，找孙中山的老朋友张永福和陈楚楠。
临行前，孙中山交给汪精卫书信一封。
永福、楚楠仁兄均鉴：
西军之事，屡以函告，近来日有进步。兹特派汪精卫（民报主笔，替弟南来参与机密）、黄龙生（河内殷商，热心任事）来新加坡与足下有所商议。所有弟所欲言者，统托精卫等面达。足下有所见，亦望与酌议为祷。专此敬候近安！
弟孙文谨启
带着这封信任有加的书信，汪精卫转赴南洋，他积极奔走呼号，发挥自己演说家的才能，足迹遍及南洋各地，呼号声亦遍布海外。在演说中，他既能旁征博引、借古讽今，又能细致入微、论证严谨、引人入胜。汪精卫出色地完成了孙中山交给的任务，他筹集了数目相当可观的款项。时人就汪精卫的演说有如下评论：
胡汉民有言：“余前此未尝闻精卫演说，在星洲始知其有演说天才，出词气，动容貌，听者任其擒纵。余二十年来未见有工演说过于精卫者。”
华侨领袖张永福也称道：“在彼演说之夕，演讲者尚未登坛，全场即无虚席，当彼踏上讲台，满堂即鸦雀无声，每逢至精彩热烈处，掌声如雷而起。其能吸引听众之注意与唤起热情，概可想见。”
汪精卫在槟榔屿时，经常在新街新舞台与小兰亭发表演说，陈新政对汪精卫的口才称赞不已，他说：“汪君之演说，题目即簇新，而事事颇得肯綮，以此极得听众信仰，谓南洋华侨之觉醒，实出于汪君之力，亦不为诬也。”
值得一提的是，在南洋筹资过程中，汪精卫的收获不仅仅是革命经费，他还结识了人生的伴侣陈璧君。
在汪精卫等人的帮助下，中兴日报在南洋华侨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与共鸣，发行量飞速增加。为了扩大经营，中兴日报组织了股份公司，公开募股集资。在报社招股的时候，一个叫陈璧君的女子，认购了百元股票１０股，这极大地支持了中兴日报。自此，汪精卫和陈璧君就开始熟识，汪精卫在南洋募捐时，陈璧君是热心听众，她向往革命，尤其喜欢汪精卫的演说，她看中了职业革命家汪精卫。在汪精卫等人的影响下，陈璧君加入同盟会，她在“新加坡谒总理孙先生”，从此成了中国同盟会当时最年轻的女会员。陈璧君一直追随汪精卫，投身民主革命，之后结为伉俪，他们都成了国民党内的显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