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景惠最初不过是半个文盲，一路高升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学习，但任职期间仍闹出过不少笑话。他为人圆滑，善于交际，深得日本人喜爱。“豆腐匠总理”形同虚设，一直做傀儡大臣的张景惠也无奈。
不论官职大小，为官期间总是不免要在各个场合发表演说和讲话。张景惠虽然私下和朋友兄弟交谈时非常健谈，总是滔滔不绝，但他演讲时却不习惯没有稿子。因此，通常张景惠讲话都是由秘书官事先拟好稿子，然后他对着演讲稿念。关于他演讲也有不少趣事。
１９３０年，时任东省特区长官的张景惠曾参加哈尔滨警官高等学校的毕业典礼。当时于镜涛是该校的提调兼教务长，请长官为学生训词。张景惠登上讲台，看看窗外在下雪，然后对着学生们说：“今天下雪了，训词没带来。”说完这两句话就下来了。这件事一度被传为笑谈。
张景惠在读稿时都会照原稿读得抑扬顿挫，一字不漏。有一次，张景惠参加例行的慰灵祭（即每年关东军在“新京”忠灵塔祭祀关东军阵亡者的祭典），并需要在仪式上致悼词。轮到他致辞时，他缓步登上石阶，站在慰灵碑前开始读悼词。读到一半，不知为何他突然从高高的石阶上慢慢走下来，从容不迫地从列队站立的关东军司令官和参谋长等人面前走过，一直走到总理秘书官松本益雄身边，停顿一会儿后又慢慢悠悠地走上石阶，把剩下的悼词读完，带着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沉着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会场众人都不知发生了何事，后来询问原委才知道张景惠当时走下台阶是向松本益雄问了一个悼词中他不认识的字。
伪满总理张景惠（前排右）参加镇座祭
后来，随着张景惠当官时间长了，对于这种场合也逐渐习惯，不用稿子也可以在宴会上或集会上做简单致辞。而且张景惠讲话通俗易懂，不引经据典，大家也都听得十分明白。有一次在宴会上，有人敬了张景惠一道烤鸭头，他打趣地说：“这鸭头不是那丫头，头上哪有桂花油？”（这原本是红楼梦里史湘云在家宴上说的诙谐话）众人都说大老粗不粗，讲话还是不错的。
张景惠任伪国务总理大臣期间，并非仅是默默做事，相反，他深谙讨日本人欢欣之道。他虽然没什么学问，但作为游走于政坛间的老手、“好好先生”，非常有一套功夫。
有一次，伪满总务厅长官在“国务会议”上大讲“日满一心一德”，讲完后请“总理大臣”也讲几句，张景惠说：“咱是不识字的大老粗，就说句粗话吧：日满两国是两只蚂螂（蜻蜓）拴在一根绳上。”另有一次，日本要在“国务会议”上通过法案，规定按地价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强购东北农田，有些大臣如韩云阶等表示反对，这时张景惠站出来说：“满洲国土地多得不得了，满洲人是老粗，没知识，让日本人来开荒教给新技术，两头都便宜。”法案就此通过。后来，日本加紧推行“粮谷出荷”，东北农民每季粮食都被征购殆尽，有些大臣以农民闹饥荒为由，在“国务会议”上要求提高收购价格。日本人断然拒绝，双方闹得很僵，这时又是张景惠劝大家说：“日本皇军卖命，我们满洲出粮，不算什么。闹饥荒的勒一下裤腰带，就过去了。”
“两只蚂螂一根绳”、“两头便宜”和“勒腰带”都被日本人传诵一时。溥仪本人也常听关东军司令官不断对他称赞张景惠是“好宰相”、“日满亲善身体力行者”。
除说话方面深受日本人喜爱之外，张景惠身为伪满总理，在知人任事方面也颇有心得。伪满重要人事的任免更迭，通常都是由总务长官（历任有驹井德三、远藤柳作、星野直树、武部六藏）提名，事前与张景惠面议成案，再报送关东军最后决定。张景惠对于日本人和朝鲜人的人选从未有异议；对于汉、满、蒙古族人选，也总是根据武部六藏提名的人中指定。偶尔有不合乎他意愿的，他总会委婉慎重地提出意见，让武部六藏重新考虑人选。武部六藏认为张景惠不徇私情，是真心为“国”选贤任能的。而且，张景惠在任期间，从未向武部推荐过任何亲朋做官。他有两个亲戚当伪满简任以上的官吏，但也是沿袭而来且并无实权。张景惠对任人方面没有私心，也是日本人喜欢他的因素之一。
此外，张景惠和溥仪系、旧东北系、日本系的官吏都相处得很好，日本人也愿意利用张景惠与这些人的关系，故而更加倚重他。
伪总理大臣张景惠对于伪满农业方面的政策一直较为认真对待，并会就议案提出意见。关于日本开拓民的用地问题，他不同意历来采取的收买熟地的做法，主张开拓用地原则上必须开垦荒地、森林和原野，在万不得已须收买熟地时，也要多加斡旋，采取换地的措施，减少农民损失。
日本在东北推行“粮谷出荷”政策时，伪满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纠纷不断。１９４２年某天，张景惠下班途中，汽车行至般若寺附近时忽然有五六名农民跪在车前，拦住去路。张景惠一看是来请愿的人，就让秘书高丕琨前去询问情况，自己先行回了张公馆。经过了解，他们是伪滨江省五常县的农民，说因为自耕地相对河套较远，土质很好，每年向“国家”出荷交税，但现在县里硬把土地划为水没地，不许耕作，实属不公，请“总理”大人派人调查，为民做主。并一再恳请“总理”从中央进行调查，万万不能靠地方官员。高丕琨把农民们的请愿书转给张景惠，汇报了上述情况，然后说之前因为请愿的事情惹过麻烦，此次该如何处理。
张景惠说：“还不让老百姓诉苦吗？若是无理取闹就办他们，他们说的属实就应当准予所请。不是在治河水利法上有明文规定吗！你告诉松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不算多管闲事吧？”
高丕琨答道：“这不是多管闲事，这不是总理主动去找的，而是请到总理身边的，难道能置之不理吗？总理交下去责成合理处理是理所当然的。”之后便把张景惠的意思转达给了松本益雄。松本也同意张景惠的意思，将请愿书交给了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
此事之后，凡属收买土地的事情，都要由张景惠派秘书亲赴现地监视，秉公处理，减少冲突。这也算张景惠在任上做的比较好的一件事。
但伪满毕竟只是日本关东军扶持下的一个傀儡政权，张景惠就算再得宠爱，大多情况下也只是听日本人话的提线木偶罢了，其手中无甚权力，工作也只是例行公事。
有一次，张景惠在家看见报纸上一条醒目的标题：张景惠将访问朝鲜。他吓了一跳，心里直犯嘀咕：“妈的，这么大的事，我怎么不知道？”
张景惠拿起电话，拨通了他的秘书官、日本人松本益雄，张景惠装出很随意的口气：“松本先生啊，我刚才从报纸上看到访问朝鲜的事，请问是否真有其事啊？”
松本毕恭毕敬地回答：“总理阁下，我因公务繁忙，未向阁下提及，访问朝鲜的事是吉冈（安直）先生定的。”
张景惠小心翼翼地问：“那具体安排是怎样的呢？”
松本还是十分客气：“日期定在２０日，请阁下放心，一切我都会替你安排好的。”
张景惠应道：“好好好，一切听松本先生的安排。”
张景惠轻轻地放下电话，偷偷地看了一眼窗外，骂道：“我操你八辈祖宗，小日本鬼子！”但骂归骂，张景惠还得乖乖地“率”团出访朝鲜。
据伪满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回忆，凡需要“总理”批准的法律、要纲及其他议案，都需要由他向张景惠说明内容，接受批准，但实际上待批文件已由日本决定，张景惠也无权力否定。通常，古海忠之带着文件找到张景惠，然后通过秘书松本的翻译说明文件内容。张景惠通常在汇报中都会闭目养神，甚至有时直接打瞌睡。当古海忠之说完后，张景惠立刻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声音洪亮地说：“好啊！”就算做批准了。
日本战败迹象显露，张景惠仗着与蒋介石有秘密约定，想要安然脱身，不料估错了局势，被苏联红军逮捕，尽管多方求情，但仍被押到了伯力市。
１９４５年，日本侵略战争败象已露。张景惠详察时局，也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并未与日本“同心同德”，而是开始为自己盘算。
张作相
１９４５年２月，张景惠让于镜涛去天津找他的拜把兄弟张作相，劝张作相父子在华北伪政权中就职。他对于镜涛说：“你到天津去一趟，告诉辅忱（张作相）事情快到根底下了，可不要计较职位高低，只要有个地位，能抓住机会弄一把子人，若是有了武力，将来鬼子倒了，可以弄个地盘才有出路，就是想回东三省做点事，空着手也不行。”
于镜涛把这个意见转达给了张作相，张作相回答说：“四爷（张景惠）说得很对，可是华北的局面日本也是束手无策，咱们怎能也跟着扯呢，就是王荫泰（时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请我当个参议，我都拒绝了，现在情况四爷他老不知道啊！”
于镜涛将这个信息带回长春，张景惠听后非常不满，说张作相为人太软弱，实在拿他没办法，要不是这样软弱，大元帅（张作霖）死后，他要肯接着干而不是交给张学良，东北也不至于弄到这步田地。
张景惠的秘书高丕琨回忆，在德军被苏联打得节节败退时，张景惠也感到与日满捆绑在一起的希特勒的末日行将到来。“１９４４年末，汉奸们在报纸上看到法奸被惩罚的消息，也感同身受，忧心忡忡，当时伪总务厅次长王贤纬说，我们也将逃脱不了应有的惩处。惟张景惠却声色不动，依然如故，形同无事。我到现在才知道，原来张景惠与蒋介石有密约，心中有恃无恐。没料想到头来，他的一切全成了泡影。”
所谓的“密约”，按高丕琨的说法，是“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曾派人见张景惠面谕，要他善自敷衍日本，以图后事等等，所谓“曲线救国”。“他常对于镜涛等人骂：‘蒋介石不讲信义，没有良心，问问蒋介石，他派的宋某人都跟我说什么来着？’于镜涛说张景惠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临死前，因此事还骂过蒋介石。”高丕琨回忆道。
张景惠一度也不得日本人信任。张景惠与于镜涛在和大桥志一（曾任伪满外交部次长）的一次谈话中，曾听这个日本人用“老奸巨猾”来评价张景惠。这是日人口中“好宰相”背后的另一层面真相。
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和参谋长秦彦三郎来到伪国务院，对张景惠说：“苏联已向日本宣战了！”山田乙三急促地向张景惠讲述日本关东军早有充足的准备，如何具有必胜的信心。他的话越说越快，张景惠却对他越来越没有信心。忽然，空袭警报拉响，山田和张景惠等人一起跑进院子里的防空洞。进去不久，外面不远处就响起了爆炸声。张景惠暗诵佛经，默不作声。山田等人也都一言不发，一直到警报解除。第二天，关东军通知张景惠，关东军司令部已决定：把关东军司令部和满洲国首府迁往通化，固守京大线以东、京图线以南的东边道地区，作最后的拼死挣扎。根据关东军的旨意，张景惠主持召开防务会议，决定伪满洲国实行军民总动员，协助日军与苏军作战。同时，根据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的要求，张景惠任命于镜涛接任“新京”特别市市长，赵万斌为首都警察厅总监。
８月１１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四天，张景惠与伪皇帝溥仪等人从新京搭列车逃往通化县大栗子沟。８月１６日，张景惠最后一次履行“总理大臣”的职权，在溥仪的退位诏书上盖了印。溥仪随即宣布退位，伪满洲国寿终正寝。“新京”的名字已经不存在了。８月１７日，张景惠又以收拾残局为由返回长春，组织“东北地方治安维持会”，亲自任会长。他连夜召集各方汉奸举行会议，说：“当年，我奉蒋主席和少帅的命令，留下来与日本人周旋，苦苦熬了１４年，终于等到日本人走啦。现在，东北又是咱们的啦！咱们要成立东北地方治安维持会，抓紧和重庆联系，迎接中央的接收。”张景惠当时决心返回长春的真正原因无人知晓，不过他多次说到，“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曾与他联系过，意思是你既然被控制了，就先在日本人内部顶着，见机行事，还是在替奉系出力。蒋介石也曾经派人见张景惠面谕，要他敷衍日本，以图后事，即所谓他与蒋密约的“曲线救国”。恐怕张景惠就是认为有张学良的指示和他与蒋介石之间的秘密约定才这样有恃无恐。然而没想到，二人谁都没有保住他，以至于被逮捕关押后，他仍经常对着于镜涛等人咒骂蒋介石“不讲信义，没有良心”。
张景惠回来没多久，苏军就占领了长春。张景惠不敢得罪苏军，急忙率领代表前去迎接。苏联人知道他曾是伪总理大臣，现在又是维持会长，苏军军官想从张景惠口中得知溥仪和日本顾问的下落，便问他：“你知道溥仪和他身边那些日本人去哪里了？”
张景惠答道：“不知道。”
苏军军官又问：“长春一共有多少日军，现在都在哪？”
张景惠还是回答：“对不起长官，我的秘书官不在，我不知道。”
苏军军官极其恼火，堂堂“总理”怎么连长春的驻军都不知道？便拍着桌子，厉声问道：“那你知道你有几个老婆？”
张景惠回答说：“三个，嗯……两个……不对，好像是三个。”
苏军军官忍无可忍，戏弄道：“你知道，今天是晴天还是雨天？”
张景惠挠着头，看了看窗外，说：“今天是晴天。”
苏军军官怒极：“如此昏庸，竟然能当总理！日本人真会开玩笑。”
虽然当众出了丑，张景惠还是厚颜无耻地问：“长官，我们维持会继续维持吗？”
“先维持吧！”苏军上校不耐烦地走了。
张景惠以为维持会已经得到苏军承认，回到家里，他冲着惊魂未定的几个夫人大叫道：“这下行啦！”
第二天，苏军邀请张景惠等人赴宴，张景惠十分得意。不料，宴会结束时，苏军卫戍副司令哥瓦廖夫上将却说：“你们今天到得很齐，今晚就住在这里，过几天，就送你们去苏联。知道吗，你们都是战犯，从现在开始被捕啦！”
８月３０日，张景惠以及伪大臣２０余人都被苏军逮捕，押往苏联赤塔。在赤塔，张景惠、臧式毅、熙洽等人见到了已被逮捕的溥仪，张景惠说：“听说您愿意留在苏联，可是我们这些人家口在东北，都得自己照料，再说，还有些公事没办完。请您跟苏联人说一说，让我们早些回东北去，您瞧行不行？”
溥仪无奈道：“我怎么办得到呢？连我是留是去，还要看人家苏联的决定。”
众人一再哀求溥仪去向苏联求情。溥仪找到负责管理战犯的渥罗阔夫，请他转达众人的要求，但却迟迟未得到答复。后来，苏联将他们迁押到伯力市，众人依旧想要申请早日回到东北，张景惠也常常拜托溥仪替他们说话。
张景惠被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在管理所内，他认真改造，贺龙和聂荣臻曾专门询问他的改造情况。最后，张景惠因心脏病死于战犯管理所，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１９５０年７月３１日，苏联政府将伪满战犯移交给新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８月１日，张景惠等人乘坐火车，经过一昼夜的疾驰，抵达中苏边境城市绥芬河。在这里，苏联方面将张景惠移交给中方人员。张景惠和溥仪及伪满洲国大臣们被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张景惠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
在战犯管理所，犯人们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政治时事学习，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念报纸或者读毛主席著作。张景惠最为关心的是朝鲜战局的发展，起初，他对报纸上刊登的中朝军队获胜的消息持怀疑态度。后来，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节节胜利，他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认为报纸上说的都是实话，没有欺骗他们。他不止一次对人说：“共｜｜产党的军队真是了不起，连打败小日本的美军都能战胜。美军可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解放军可真有能耐。”
战犯管理所的管理人员对张景惠在生活上很是优待。当时张景惠已经年逾八十，全口无牙，咀嚼食物困难，吃东西很不方便。为了保证他的身体健康，战犯管理所专门请牙医给他镶牙。还特地为张景惠准备流食，每日五餐。张景惠对此深受感动。曾对人感叹说：“政府对我这么一个罪大恶极的人，还无微不至地照顾，让我真是没有想到啊！”
１９５５年３月，贺龙元帅和聂荣臻元帅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视察。贺龙元帅向张景惠询问了学习和改造的情况，在大名鼎鼎的贺老总面前，张景惠像小学生似的毕恭毕敬。
贺老总问：“你今年多大了？”
张景惠一个立正：“报告首长，今年８４岁了。”
贺老总接着问：“听说你改造的不错，还学会了唱歌，你能唱唱东方红吗？”
张景惠听后，也没推诿，就唱起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歌声虽然不好听，但唱得很是认真。
张景惠的六夫人张树卿曾于１９５６年２月去抚顺战犯管理所看过一次张景惠，后来她说：“张景惠一看到我就伸出大拇指说：‘还是毛泽东伟大！’”
经过多年改造的张景惠在笔供中，曾有这样一段自我悔悟和辩白的话：“回想（“九·一八”事变后）与板垣参谋会谈时，想到日本侵略东北之蓄意已久，此次事件无论将来由何方进行交涉，均难轻易得到解决，如使更有借口侵入北满，则事件既属扩大，解决将更棘手，是即告以负责维持北满之初心。其后，中央过问国联，学良迟迟不决，环境状况日非，日方威逼更甚，不得已乃思成立过渡到政务（行政）委员会以行敷衍。如是，既可摆脱当前困难，更为将来进行交涉留些余裕。孰意日寇胸有别谋，预布诡计，昏聩如予，其能逃其术策！追思往事，言之痛心。总之，予之重大过失，均系昏聩无能所致，而决非甘心背国也。”
１９５９年１月，张景惠因心脏病死于抚顺战犯管理所，时年８８岁。临死前，张景惠对守在他身边的其他战犯不停地唠叨着：“我想吃豆腐，吃胡家窝堡的豆腐，吃胡家窝堡的豆腐……”后来，张景惠被葬在抚顺北边将军堡车站不远处的一个山坡上，和他葬在同一地点的还有伪大臣李绍庚和卢元善。伪满第一汉奸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
从做豆腐的小贩做到清军的军官，再从奉军的副司令做到伪满洲国的“内阁总理大臣”，张景惠的一生也算是“传奇”了，然而志大才疏的他在民族大义面前踏错了关键的一步，最终沦为了令人不齿的伪满洲国第一大汉奸，虽然晚年有所悔改，但最终老死狱中，令人唏嘘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