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麟武昌首义元老
邓玉麟，名世泰，号炳三。土家族，湖北巴东人。年少读书，乃弃学贩贸于宜昌、沙市间。先后入宜胜、宜防等营当兵。后投湖北新军第八镇三十一标充正目。１９１０年春加入共进会。同年１０月，经汪定忠介绍，至南京投江督卫队，并至镇江运动缉私，巡防各营以及盐枭。
１９１１年４月，应孙武电召返鄂，与党人共谋将运动重心转向新军。孙武以邓熟悉军伍及会党情形，命其开设同兴酒楼于武昌黄土坡以联络士兵。７月初迁巡道岭，更名同兴学社，继续活动。邓与妻谢氏，惨淡经营，一日一餐，典当俱尽，只剩一件蓝布长衫，而革命之志不衰。他对促进文学社、共进会联合亦出力甚多，起义指挥部成立后，任联络。汉口宝镑里机关遭受破坏，邓即日报告武昌小朝街指挥部，指挥部决定于９日晚发难，命邓向南湖炮标传达，因武昌城防戒严，当设法出城时，指挥部已遭破坏，及深夜赶至南湖炮标，为时已晚。１０日夜起义爆发，与孟华臣、蔡汉卿等拖炮出，与王鹤年破弹药库取炮弹，集合士兵，宣布：“今日之举，有进死，无退生，尽力进攻，占据武昌，以待各省援应。”随即领全标士兵携炮十二尊，由中和门入楚望台，与吴兆麟、蔡济民、熊秉坤、高尚志等会合。邓分炮为三处，与吴兆麟携炮登蛇山，猛袭督署。武昌光复，任职都督府谋略处，继任军务部参议，第七协统领。汉阳保卫战中，身先士卒，督所部十三标血战７小时，夺回扁担山、磨子山，全标生还者不及百人。汉阳失守，邓自率预备队由洪山进驻城内，以示收复汉阳的决心。南北议和时，邓以金口为兵家必争之地，若和议决裂，进可直捣蔡店，控制敌后，退则可沿新堤至岳州，以图再举。乃以所部十三标驻金口，十四标及敢死队驻牌州、黄陵矶一带，确保武昌安全。旋协扩编为镇，被任为第四镇统制。
１９１２年年初，“群英会”倒孙武事件起，邓以与孙接近，辞统制职，改任都督府顾问。不久被调入京任总统府军事咨议，授陆军中将。后反对袁世凯称帝，走避上海。护法运动兴起后，至广州任大元帅府参议。及北伐，一度任国民军左翼军第一路司令，攻荆州，克宜昌，直抵五蜂、长阳。１９２７年“四一二”政变时，掩护共产．党人董必武离开武汉，致被蒋介石抄家，遂愤然去职，去上海徐家汇经营“亚洲养蜂场”，以实业救国。抗日淞沪之战时，每见我军获胜，必立高楼挥旗致敬。上海沦陷，弃家绕道香港归鄂，寄居秭归香溪，并集资筹办煤矿。１９４０年，归故里巴东，定居石桥，曾资助办学。曾援救共产．党人鲁觉民等出狱。后当选第一届“国大”代表。
邓玉麟武昌首义元老
新中国成立初期，被列为开明士绅。１９５１年３月，以当地暴动案被误杀。１９８２年６月由县人民法院平反。辛亥革命７１周年前夕，县人民政府为之兴建墓碑。
邓仲元孙中山的忠勇战将
邓仲元，名铿，字仲元，１８８６年生于广东梅县。
童年喜听太平天国故事，对孙中山宣扬革命，极为向慕。１９００年郑士良奉孙中山命在惠州起义，更加深其影响。随考入广东将弁学堂，第四期毕业。在堂时，即秘密加入同盟会。历充学兵营排、连长，陆军小学校长，常以民族革命思想灌输学生和士兵，任征兵委员赴兴梅地区时，喜与当地进步人士相结纳。
１９１０年广东新军起事失败，同盟会人士再接再厉，筹备在广州重新起义。著名的黄花岗之役前，因清吏吸取教训，防备森严，以致先期入城同志，不易获得居停。邓仲元为掩护党人活动，乃慨以其父开设在小东门之广丰米店为担保，使立足问题顺利解决。黄花岗之役失败后，又复收容若干同志，潜伏下来，继续从事革命运动。
１９１１年武昌起义后，同盟会香港统筹部决定迅速响应，谋克广东，以为声援。惠州起义时，邓仲元为陈炯明所所部的参谋长。惠州起义先从淡水发动，当时敌众我寡，敌强我弱，激战数日，几濒于危，卒因身先士卒，加上有土著帮会为助，终于击败敌军，进驻惠城，迫使清提督秦炳直投降，并收其部将洪兆麟为团长。翌日，广州亦告光复，则与惠战之先声夺人有影响。
广州光复后，胡汉民被举为都督，任邓仲元为陆军混成协协统，负责广州卫戍工作。
１９１１年１２月间，胡汉民赴南京，由陈炯明以副督暂代理广东都督，乃调邓仲元任都督府陆军司司长。至１９１２年春，邓仲元又协助陈炯明整编广东部队，计编成正规陆军两师一旅。同时将各路民军进行编造，成立省警卫军近百营。未几，都督府改制，陆军司裁撤，改任邓仲元为都督府参谋长。
之后，胡汉民派邓仲元为琼崖镇守使，并授以陆军中将。邓仲元赴琼后，锐意规划，革故鼎新，初颇致力于开发实业，乃以“二次革命”变起，被迫离职。
１９１３年冬，邓仲元遄往东京，谒见孙中山，请示尔后革命方略。由于历史教训，孙中山坚主重新组织中华革命党，并强调党员要立约宣誓，盖用指模，绝对服从总理领导。邓仲元当即加入中华革命党。
中华革命党成立之初，邓仲元即被任为军务部副部长，佐许崇智策划革命军事。广东方面，孙中山原拟派朱执信负讨袁总责，因朱对宣誓盖指模一节，尚存观望，故暂末给予名义，而由邓仲元赴港负广东方面军事活动之责。
１９１５年１０月，邓仲元在日本奉孙中山命与陈其美、许崇智同赴南洋筹募讨袁军费，轮至上海，因形势急迫，陈其美秘密登陆，驰往浙江策动军事。邓、许抵新加坡后，得东京总部电令，许崇智返沪协助陈其美，邓仲元则回港协助朱执信。
１９１６年４月，邓仲元潜入增城，策动旧部防军统领徐连胜反正，为该部营长蔡炳寰阻挠，举事不成。返港后，又命罗翼群等赴汕起事，刚克汕头，竟为岑春煊系之团长莫警宇所夺。五月间，邓仲元再入增城，促徐连胜袭击石龙，克之。邓仲元乃出任中华革命军东江总司令，与广州、惠州、东莞三面来犯之敌苦战月余，以机智勇敢，使敌人狼狈溃退。
邓仲元孙中山的忠勇战将
同年６月，袁世凯死，黎元洪继任总统，任命陆荣廷为广东督军，朱庆澜为广东省省长，调龙济光为海防督办，率军移驻海南。至是，广东讨袁军事结束。邓仲元赴上海谒孙中山，被留筹划党务、军务。１９１７年，随孙中山率海军南下护法，遂赴省参与密议。是年冬，爰有援闽粤军之建立，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仍以邓仲元为参谋长，邓仲元受命之后，广揽军事人才。当时粤军二十营中，实际仅有枪五千，通过地方人士的支持，增募了近十个营，力量始稍充实，乃草拟援闽全盘作战计划。同年５月１７日，全线开始向福建进攻。数月之间，连克闽西二十余县，总部进驻漳州，以邓仲元之力为多。
从１９１８年至１９１９年冬，全军兵员已达二万余人，为入闽初期的三倍，因而正式编为两个军，以陈炯明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许崇智为第二军军长，邓仲元仍任总部参谋长。
１９２０年春，孙中山见时机已经成熟，电令回师广东，驱逐桂系。陈炯明初时态度暧昧，仲元始则敦促陈炯明服从命令，继则争取李厚基（闽督）之支持或中立，免遭蹑后之袭击。布置既定之后，乃于１９２０年８月，以参谋长资格，统率第一军。在作战过程中，以邓仲元所部进展为最快，不旬日便占领汕头，使桂系仓皇失措。
由此岑春煊把持下之军政府，土崩瓦解，广东以次底定。孙中山先即以总理名义任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随在１１月自沪返粤，重任大元帅。
回粤之役，邓仲元劳苦功高，照旧任总部参谋长，并兼任第一师师长。
当是时，陈炯明以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事务纷繁，将粤军总部公文概交邓仲元签判，邓仲元虽系参谋长，实际上已代行总司令职权。邓仲元为人廉正不苟，从善如流，疾恶如仇，陈炯明亲属咸存畏惮。邓仲元以参谋长身份，经常直接指挥宪兵，对军中不肖分子包烟庇赌者毫不徇情。
１９２１年春，国会参、众两院议员来粤，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并授予北伐全权，方筹备就职之际，桂系军阀陈炳焜即发电反对，陈炯明借口谓不宜遽就总统职，且谓粤省一隅力量，固不足以当北洋军阀及各省之敌，若冒险北伐，难免桂军有乘虚蹑我之虞云云。唯孙中山既受大命，义之所立，岂能中止。后经邓仲元居间斡旋，始于５月５日就非常大总统职。未几，桂系军阀集重兵于粤桂边境，欲进窥南路，乃于６月间分路讨伐桂军，是为“援桂之役”。当粤桂双方在西江南路激战之际，桂系沈鸿英军企图掠取广州。邓仲元乃率留守广州之第一师往御，不旬日击溃沈军凯归。西江南路亦次第击溃桂军之主力，分克梧州、南宁。随后又分兵肃清龙州、百色等处残敌。另路许崇智军亦进克桂林、柳州。至是，桂系军阀遭到完全覆灭。
当１９２２年１月，孙中山在桂林准备由湘北伐时，曾分电各省各军首长亲自或派代表来桂林参加军事会议。陈炯明接电后，态度殊不积极。邓仲元曾一再与之商讨，最后始派罗翼群代表出席以应付，而在请示解决北伐饷械未有结果时，陈炯明却离穗返海丰，以致罗无法赴桂，邓仲元亦无可奈何。湘督赵恒惕借故建议取道江西北伐，使孙中山不得不改弦易辙。
陈炯明既倡联省自治，阻挠北伐，而在孙中山自桂回粤后，又曾免陈之职，俟后虽经调解。陈却暗和吴佩孚勾结，其间虽曾回驻广州，因受宵小包围，对邓仲元亦渐疏远。
１９２２年３月间，有政学系岑春煊亲信周善培者，前广东将弁学堂总办，要求前来广州。邓仲元以师生关系，特赴港迎之。３月２１日傍晚，回至大沙头广九车站，突为奸徒用手枪袭击，腹部中二弹，尚负创追蹑凶手，不获。急登车回省长公署见陈炯明，随入医院救治，延至２３日４时，不幸逝世。嗣后，孙中山以大总统名义下令追赠陆军上将，葬于黄花冈七十二烈士墓侧，并亲书其墓碣。
邓泽如为孙中山革命筹款最力者
邓泽如，名文恩，字远秋，号泽如，以号行，１８６９年３月１９日生，广东新会县人。
邓泽如侨居国外，亲身体会到侨胞受歧视和压迫的痛苦，希望祖国在政治上进行改革。
１９０７年，邓泽如加入同盟会，并被推为挂罗庇分会会长。翌年，邓与爱国华侨李月池设立麻六甲（今马六甲）中华书报社，传播革命思想。１９０９年，孙中山将同盟会南洋支部由新加坡迁往庇能（即槟榔屿），胡汉民为支部部长，胡因去香港无暇兼顾，该支部事务逐由邓泽如主持。邓对同盟会的工作认真负责，无论是在筹款方面，还是在发展会员、联络同志方面都能尽力而为。
邓泽如自加入同盟会后，即承担筹款任务，诸如钦廉、防城、镇南关、河口，及广州新军起义各役军费的募集，他无不力任艰钜，接济军需，支持革命。当时在华侨中募捐起义经费困难很多，经常碰壁受阻，但他能任劳任怨，所以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为筹措款项，邓泽如与孙中山通信数十次，凡孙提出的要求，邓总能全力办好。因此受到孙的称赞，孙曾赞誉邓等“筹饷之功，必与身临前敌者共垂千古而不朽”。
１９１２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邓泽如应召回国。到南京后，孙拟任邓为广东省都督，邓以“泽本商人，素无政治军事之学识……自度才力不胜”谢绝。后胡汉民督粤，劝邓出任实业司司长及官钱局总办，他也没有应允。邓为谋国家建设，力主开办银行，振兴实业，曾在广东调查矿藏，准备偕华侨投资经营。１９１３年，邓与国民党广东省支部订立了承办英德、花县灰石矿合同，但因“二次革命”失败而中止，他仍回南洋重理旧业。
１９１４年，孙中山在日本重组中华革命党，函邓泽如在南洋创立支部并筹款，他得信后立即奔赴各埠开展工作。部分国民党人反对孙建立新党，邓坚决支持孙中山，受邓影响的南洋多数同志亦均站在孙中山一边。同年年底，中华革命党在南洋设立筹饷局，邓任英、荷两属各埠筹款委员长。１９１５年，孙中山先后派许崇智、邓仲元到南洋宣传党义及办理筹饷事宜，邓泽如在许等协助下，以中华实业公司名义招股数十万元，后将此款源源汇交东京总部和广东朱执信、上海陈其美等，作讨袁活动经费，为废除袁氏帝制作出了贡献。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继续掌握中央政权。１９１７年，孙中山率海军南下护法，邓泽如依孙的指示在南洋经营“军事内国公债”，收银３万余元。１９２０年１１月底，孙中山在广州重组军政府，邓应召归国，任内政部矿务局局长兼广东矿务处处长。
１９２２年６月，陈炯明叛变，邓泽如脱险避往香港，很快同孙中山取得联系，并筹款助孙讨逆。８月，邓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国国民党广东支部长，即以支部长名义发表讨陈宣言。１０月，又与古应芬、林直勉等组织讨陈办事处，邓为第三科主任，负责“关于经济之运动及收支各业务”。同月，孙中山派邹鲁任驻港讨逆办事机关特派员，派邓任理财员。他们齐心协力，数月之内筹得军饷４０余万元，大部用来联络滇、桂军东下讨伐陈炯明。
１９２３年，邓泽如进一步得到孙中山的器重，历任大元帅大本营建设部长、两广盐运使、大本营参议等职，经常列席政务会议，参与商讨大事。
邓泽如为孙中山革命筹款最力者
同年冬，孙中山得到中国共产．党和苏联代表的帮助，决定改组国民党，委派寥仲恺、邓泽如等九人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廖、邓并为特别会议召集人，共同负责筹备改组事宜。但是，邓泽如完全辜负了孙的期望，根本反对国共合作。他竟纠集林直勉等十一人联名写信给孙中山，说共产．党利用国民党改组的机会“施行阴谋”，“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声称国民党将被无形消灭。他们还拟定了一个限制跨党办法。由于受到孙中山的严肃批评，表面上不得不有所收敛。
１９２４年１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正式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邓泽如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但仍未改变其反共立场。同年６月，他违背“一大”决议，再次发难，与张继、谢持一起以国民党中央监委会名义，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提出所谓弹劾书，攻击“中国共产．党员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加入本党为党员者，实以共产．党党团在本党中活动，其言论行动皆不忠实于本党”，“希即从速严重处分”。孙中山、廖仲恺等不为所动，７月，国民党中执会决议发表宣言，表明坚持“一大”路线，“对于规范党员，不问其平日属何派别，惟以其言论行动能否一依本党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仍望我诸同志在此时期中继续努力……屏除疑惑”。
１９２５年３月孙中山逝世后，胡汉民暂时代行大元帅职权，邓泽如及国民党内一部分右翼分子聚集在胡的周围。他们先是反对改组大本营、成立国民政府的决定，想要把持中央，贯彻其排斥共产．党的主张，为此邓曾出面上书“弹劾政治委员会未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而发表政府改组”，被廖仲恺等人驳回；以后他们又多次策划“清党”，以排斥共产．党人，并谋划对付左派人物问题。他们尤恨廖仲恺，必欲除之而后快，甚至不惜采取暗杀手段，由胡毅生、朱卓文等收买凶手，于８月间将廖杀害。
廖仲恺遇害后，胡汉民、林直勉等与廖案有关或有重大嫌疑的人多逃跑、被捕或被软禁，惟邓泽如得到蒋介石等人的庇护没有受到触动，且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但他心怀畏惧，很快离开广州。同年１１月，邹鲁、谢持等人在北京召开西山会议，邓虽未到会，却暗中出钱资助。
１９２６年１月，邓泽如再次当选为国民党二届中央监察委员。１９２７年４月初，吴稚晖等人以中央监察委员名义抛出所谓弹劾共产．党案，叫嚷对共产．党首要人员进行非常处置，邓也从日本赶回，表示完全赞同，并领衔通电，大肆污蔑国民党三中全会和武汉联席会议为共产．党所操纵，极力否认会议所采取的坚持革命、反对蒋介石独裁的各项措施的合法性，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提供了依据。９月，宁汉沪合流成立特别委员会，邓被任为海外部长，政府委员和总理葬事筹备委员会委员。但因国民党内各派政客及新军阀争夺激烈，他随胡汉民滞留上海未去就职，不久特委会也无形解体。
同年１１月，张发奎、黄琪翔等在广州兵变，拥护汪精卫，反对桂系。１２月又爆发了共产．党人领导的广州公社起义。邓泽如按照李济深、胡汉民和桂系的需要，自上海急电南京国民党中央，指责汪精卫等对于张、黄兵变“不独参预逆谋，实为发纵指示”，对于广州公社起义“则为养奸成祸”，乃是“主谋正犯”，要求派兵去粤镇压。以后邓与古应芬奉派赴粤调查，共同炮制了一个报告书，说汪等“罪过丛积，已非朝夕”，应“通缉归案，依律从严处理”。
１９２８年２月，蒋介石在汪精卫等人支持下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仍以邓泽如为国民政府委员。而邓反对蒋汪合作，且对蒋过去一度伪装左派不满。
１９２９年，邓泽如继续当选为国民党第三届中央监委，但他态度消极，很少过问政事。此后数年，他除游山玩水，看书写字外，曾把从前所经历及搜集的有关国民党历史的材料编成八册初稿，于１９３０年交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后以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为书名出版。
１９３１年２月，胡汉民因与蒋介石发生矛盾被蒋所扣，邓泽如支持胡，于同年４月联合古应芬、萧佛成、林森以四监委名义对蒋加以弹劾。随后部分国民党政客和西南军阀在广州开“非常会议”，另组“国民政府”与蒋对立，邓为该政府委员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宁粤议和，于１１月召开国民党四大，邓仍被推选为第四届监委、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委员及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２７日邓泽如病故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