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和宋美龄之间，我们关注更多的是他们政治上的结合，却往往忽略了他们的感情。他们起初的感情可能是政治因素居多，两人结婚之后，都忙于军事和政治斗争，这样一来，情感生活似乎就被淡化了。诚然，蒋介石和宋美龄之间不会像普通夫妻因为柴米油盐的家庭琐事争吵，而他们“夫妻情深何以别”的真情撰写，要从宋美龄“西安事变救夫”说起。这也是宋美龄一生中对夫君最大的恩情了。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标志着１０年内战结束，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开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局面。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西安事变发生后，宋美龄当时正在上海。她后来回忆说：“时适在沪开会讨论改组全国航空建设会事，财政部长孔祥熙得息，携此恶耗来余寓，谓：‘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余虽饱经忧患，闻孔氏言亦感惶急。时西安有线、无线电报交通皆已断绝，越数小时，仍不得正确消息。然谰语浮言，已传播于全球，骇人者有之，不经者有之；群众求知之心切，颇有信以为真者，世界报纸，竟根据之而作大字之标题矣。”
西安事变中如果没有宋美龄规劝蒋介石，让其放弃对张、杨进行军事进攻，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大有可能会失败。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晚上８时左右，当正在上海寓所召开关于改组“全国航空建设会”的宋美龄得到姐夫孔祥熙告知西安事变时，她停止了会议。当晚，宋美龄、孔祥熙偕蒋介石的顾问端纳一起乘专列返回南京，１３日上午７时抵达。
从上海连夜赶到南京的宋美龄听说何应钦力主对西安轰炸与讨伐，她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宋美龄认为武力讨伐很可能造成两个严重的后果。其一是，讨伐必然导致中国的内战，而日本“正盼中国之内战爆发，俾得以借口以大规模之侵略，完成其统治中国之迷梦，则此种现象之造成，自将引起彼方无限制之干涉”；其二，讨伐必然导致蒋介石被杀，而蒋的死活关系重大。“为中国计，此时万不能无委员长以为领导；委员长生还之价值，实较其殉国尤为重大。”
宋美龄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军事行动会使蒋介石陷于生命危险，“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对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认为其不容诿卸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军事上或有取此步骤之必要，委员长或亦悬盼此步骤之实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
而何应钦认为宋美龄的看法简直就是妇人之见，他在和众人讨论宋美龄的反对意见时讲：“妇道人家在这种情形下不可能保持理智的看法。”不过，宋美龄的说法还是引起国民党内部关注的，每个人心里都清楚，若是武力讨伐后真的出现她说的两个后果，何应钦是万万承担不起“引起日本侵略”和“蒋被杀”这两个罪名的。
也就在这关键时刻，日本一则对西安事变的官方声明印证了宋美龄的说法。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７日，日本外相代表日本国政府，对西安事变表态：“绝对不能与张学良妥协，否则，日本政府将不能坐视”，日本建议南京武力进攻张、杨，并答应将给予军事援助，并指示内蒙伪军李守信公开表态，愿意同南京政府合作，共同讨伐张、杨。日本的公开表态，引起了南京方面的不安，那些公开表示武力讨伐的人开始意识到武力解决西安事变，可能对日本有利，说明宋美龄的说法“正盼中国之内战爆发，俾得以借口以大规模之侵略”是正确的。而日本政府指使李守信通电支持南京讨伐张、杨，更使何应钦难堪，因为这样就相当于何应钦和汉奸的做法是一样的。日本方面的声明让本来处在不利地位的宋美龄开始占据主动。西安事变初期，其实各方面都主张武力讨伐张、杨的，只有宋美龄和宋子文等人始终如一地希望蒋介石活着从西安回来。
宋美龄在南京一方面竭力采取措施阻止讨伐扩大化；另一方面，她又希望得到共｜｜产党方面的支持，于是她急忙找到二姐宋庆龄，想通过中共方面对张、杨施加压力，能够和平解决此事。本来宋庆龄对蒋介石很反感，但从抗战的角度来看，若是亲日派何应钦等人实施轰炸的话，恐怕蒋介石必死无疑，那么国民政府就真的要成为亲日派的天下了。与此同时，宋庆龄接连收到共产国际三封急电，要她发动所有力量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当然是苏联从自身利益来考虑的，若蒋介石在事变中不幸遇难，亲日派占据上风，日军会迅速占领中国，苏日互不侵犯条约将成一张废纸，苏联将面临与德日两面作战的危险境地。
而和平解决问题的最好形式就是谈判，并且最好得到蒋介石的手令要求何应钦停止武力讨伐的计划。能够与蒋介石和张学良搭上话的，只能是端纳。威廉·端纳是澳大利亚人，他曾先后担任过孙中山、张学良和蒋介石夫妇的私人顾问，和张学良私交甚好，也颇得蒋介石的信任，所以派他去西安见蒋介石和张学良是再合适不过了。
但是何应钦竭力阻挠端纳去西安谈判，宋美龄与其斗智斗勇。作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在中国空军中很有威望，在她的周密计划安排下，端纳于１２月１３日中午悄悄离开南京，飞到洛阳，在洛阳又被秘密送往西安。蒋介石在绝望中突然见到了自己的顾问，非常激动。端纳转交给蒋介石一封宋美龄给他的亲笔信。信的全文如下：“汉卿等要求抗日，而我夫予以当面拒绝，确属不该，现在果然闹出事来，希望能圆满解决。端纳先生到后，请与他多面谈，他还是有真知灼见的。我及子文等，不日也将离京飞秦，但应以端纳先生此行结果如何而定。至于南京，眼下南京是戏中有戏。”
对于“眼下南京是戏中有戏”这句话，蒋介石是很容易理解的。本来南京国民政府方面就派系林立，掌权时尚有人打自己的主意，更何况是现在自己被囚禁。蒋介石想到此时的南京肯定是人人心怀叵测，那么现在自己的生命是最重要的，若是何应钦等人对张、杨进行武力讨伐，自己的生命安全就不能够得到保证。１２月１６日何应钦以军政部长的名义正式宣布对张学良的军事征讨，中央军７个师集结潼关，所有飞机在洛阳待命随时准备对西安进行轰炸。端纳第二次从西安返回南京时，带回来了蒋介石给何应钦的手令要求停止军事进攻，从而阻止了军事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紧接着，宋美龄的哥哥宋子文到达西安谈判。宋子文不是政府的高官，政治色彩要小的多，而且是自己的家里人，自然要放心许多。同时，宋子文同张学良的关系比较好，同杨虎城也有过交往。宋子文在广州国民政府期间和中共方面的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也有过合作，所以他去谈判是相当合适的。
１２月１９日，宋子文、周恩来先后到达西安。周恩来阐明中共立场：１、事变前不知情未参与，力主和平解决。２、蒋介石剿共没有出路，应一致对外。３、只要蒋先生宣布抗日，中共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由此，在多方努力下，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露出了曙光。
２０日，在宋子文临行时，蒋介石给了他三份遗嘱，其中一份是给美龄的：“切嘱余妻，无论如何，余不欲其来此地，务请转达。”
１２月２２日下午宋美龄在哥哥宋子文的陪同下乘专机飞抵洛阳，看到机场轰炸机罗列待战，她以空军委员会秘书长的身份，向洛阳空军方面打招呼，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不要采取轰炸行动。中国空军毕竟是在宋美龄的关照下才起步的，所以她得到了军方的保证。宋子文执意要宋美龄一起去西安，有自己的考虑，希望宋美龄能够说服蒋介石与中共方面接触。宋子文对蒋的个性很了解，当时西安事变已经发生了十天，蒋的态度依然十分强硬，若一直坚持下去，事情恐怕很难解决。中共在这个问题上发挥的作用极大，可是这个问题牵扯的太多，他自己不合适处理这件事，所以希望宋美龄以妻子的身份去劝说蒋。
在去往西安的途中，宋美龄对端纳说道：“在西安若叛军失控，你要毫不犹豫地用手枪将我打死”。宋美龄一行在西安受到张、杨的热烈欢迎，由于事前未通报，蒋不知夫人要来，突然见到宋美龄翩然而至，带来许多蒋爱吃的美食、生活用品，特别是带来了一副蒋必不可少的假牙，蒋介石惊喜交加，他后来在日记中写道：“余妻真来耶，君入虎穴矣”。
张、杨和中共方面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八项主张，宋氏兄妹作为蒋介石的代表参与谈判。
最后蒋介石同意和谈协议，但是拒不签字。在关键时刻宋美龄站了出来，因为宋家和张学良私交甚深，而且宋母倪桂珍是张学良夫人于凤至的干妈，宋美龄凭借自己的人格魅力，使得张学良深为内疚，决定不顾一切亲自把蒋介石送达南京，以防生变。当时在东北军中下层军官内部颇有再度兵变的危险。
（左起）张学良、于凤至、宋美龄和蒋介石
张、杨于２５日下午亲自护送蒋介石及宋氏兄妹到达机场。杨虎城和周恩来劝张学良不要亲往南京，张学良说：“我亲自护送以表诚意，想必几天内可以回来，若回不来东北军归你指挥。”
在国内外反法西斯力量的多方努力下，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为中国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宋美龄在营救蒋介石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她是从亲情角度出发考虑问题，选择西安事变的解决方案的。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宋美龄捎给蒋介石的信中写道：“如果三天之后子文还没有返回南京，我就到西安和你生死共存。”的确是患难见真情！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也显示了宋美龄的过人之处。此后蒋介石在很多事情上开始和宋美龄商量，听取她的意见，甚至是委以重任。宋美龄同埃德加·斯诺在谈到两人的感情时说，他们二人开始并没有爱情，但是她认为西安事变后他们有爱情了。西安事变也是宋美龄进入国民党权力核心的重要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