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到达河内后，住在河内郊外一座位于小山上的避暑别墅中，他的日子并不好过。
１９３９年１月１６日，梅思平在香港的路上被数人袭击，被打伤头部；１月１７日，亲汪精卫的香港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在回家途中被两个大汉用斧头砍伤头部，幸亏一个外国船员发现出面制止，林柏生才免一死；１月１８日，在澳门的汪精卫外甥沈次高被人开枪打死。１月２８日，突然有十几个身份不明的人从汪精卫住的山下向上攀登，汪精卫得报后紧急下山。此后汪精卫搬入人口稠密的河内市内的高朗街２７号一幢西式三层洋楼居住，并向法国殖民当局申请保护，但法国当局只是派一个警察在门外象征性地站岗。汪精卫对蒋介石特工采取的特别行动深恶痛绝，但又毫无办法。
此时，“军统”局奉命对汪精卫进行监视与制裁行动。汪精卫被通缉后，于１９３９年３月间致电云南省主席龙云，煽动其赞同“和平”主张，与汪合作。此信为戴笠部下截获。
蒋介石见劝告不成，为制止汪精卫分裂抗战阵营，便对汪起了杀心。调戴笠经香港到河内，主持刺汪行动。戴笠命陈恭澍、余乐醒、岑家焯、唐英杰、陈步云、余鉴声、张逢义、郑邦国、王鲁翘９人组成刺汪小组。
神秘的陈恭澍
刺汪行动的负责人、军统王牌杀手陈恭澍，多次执行过制裁汉奸的任务。他曾设计用毒药及毒剂杀掉汪精卫的方案，但苦于汪宅无内应不好办。３月１９日，戴笠发来电令：“着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于是，他们只得对汪精卫采取武力解决方式。
３月２０日，汪精卫去河内９０公里之丹边镇法国旅馆休养，汪本人乘坐３９号黑色轿车。行动组闻讯后分成三组急追而去，但中途发现汪停车。陈恭澍决定超车过去观察汪的位置而后折返时动手。但他们的观察被发现，汪精卫坐车立即返回，特务们猛追过去，车队已近红河达莫大桥，因修路单边通行。汪的车在桥头为红灯所阻，陈恭澍等欲下车狙击，在超越数车奔向汪车时，被汪的警卫发现，立即加速冲过红灯，逃脱了这一劫。行动小组经此失败知道汪已觉察，决定采取连续行动。
２１日晨，行动组孤注一掷冲入汪宅，击杀内院警卫，直奔汪精卫的卧室，在房门上劈开一个洞，发现有人爬在床下，于是连开三枪，确信目标死后，才逃脱。但打死的不是汪精卫而是他的秘书曾仲鸣，而汪安然无恙。行动组撤退途中与赶来的警察遭遇，余（鉴声）、张（逢义）被捕，后被法国殖民当局判刑７年。
对河内刺汪失手的一幕，戴笠有过分析与描述：“民国二十八年三月二十日，在越南河内，我们因制裁汪精卫，被当局捕去的两位同志，至今还关在河内，我们检讨当时的得失，是计划不周密，以致汪逆漏网，只打死汪的副手曾仲鸣。汪精卫后来在南京组织伪政府，危害国家民族，这实在是我们的遗憾。当时，应该在达莫桥上把他打死，不在桥上打，而在晚上行动，已经失策。但当天晚上，我们的同志还勇气甚足，敢于去打，而在法国人统治下的河内，我们能够造成有声有色、轰轰烈烈的一幕，也总算难能可贵的了。”
汪精卫经此恐吓，决定与蒋介石翻脸，他在香港报端发表了举一个例的文章，揭露蒋介石与日本“和谈”的内幕，以示决裂。
就在汪精卫遭到暗杀之后，日本营救汪精卫的特别行动也悄悄地进行。根据五相会议３月２２日通过的决定，参谋本部命令：影佐祯昭大佐执行救汪任务。他偕前总理大臣犬养毅的儿子犬养健等，租赁了山下汽船株式会社的一艘５５００吨的货船“北光丸”，借口去新加坡装货，于４月７日离开日本，经过１０天的海上航行，１６日黄昏时分到达越南海防港。
１７日，影佐一行乘车赶到河内，并与汪精卫取得联系。１８日中午１时许，扮成旅游者的影佐一行，在汪精卫的日语翻译周隆庠的带领下进入高朗街汪宅。
此时的汪精卫已成了惊弓之鸟，两三天前，邻居的三楼突然被形迹可疑的人租去，向这边探头探脑进行窥测。汪断定这是重庆派来的特工，吓得要死，已租好一条５６０吨的法国小轮船，准备逃往上海。
但汪精卫拒绝了影佐邀其登上日本“北光丸”的请求，他认为这是个原则问题，坚持说，乘小轮固然有危险，但如果乘日本轮船前往上海，会让国民认为他是个与日本勾结的汉奸，会对“和平运动”产生很大的误解。
影佐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决定各走各的，在海上用无线电进行联络。
４月２５日深夜，冒着斜风细雨，汪精卫、陈璧君、周隆庠、陈昌祖等一行十余人，在海防附近登上法国小轮，还未启碇，便遇恶劣天气，只能捱到天明再开航。这样，便错过了与影佐约好的会合地点与时间。几天以后，影佐等人以为汪精卫等已葬身鱼腹时，突然意外收到汪精卫发来的微弱的信号：“我们平安！我们平安！……”
这时海面上乌云翻滚，白浪滔天。一群汉奸们经不得风浪，都哇哇大吐起来。汪精卫吓得半死，急忙向影佐求救。直到第二天中午，汪精卫等人精疲力竭，顾不得脸面了，相继爬上了“北光丸”。
５月６日，汪精卫一行乘坐日本派去的轮船，悄悄抵达上海虬江码头。由于在岸的记者太多，汪精卫本人未下船，直到两天以后，汪精卫才偷偷离开“北光丸”，躲进了虹口日占区，被安排住进了东体育会路的一幢花园洋房里。
日本富士杂志（１９４３年７月号）载文说：“大概是在一行人到达上海的大后天，汪精卫氏因欲检查血液，要求介绍日本方面能够负责的医生。当时我们暗中还以为汪先生自己要检查身体，所以立即介绍了海军陆战队医院。但是，到医院来的，竟有汪先生以下四十余人。他们并不是来检查身体，惟为预防同志不测起见，先事检验彼此血型，以供紧急情形之需。”
这种提心吊胆的状况，对于汪精卫的所谓“和平运动”是极为不利的。于是汪精卫找来周佛海，交待说：“你要尽快安排我住到别处去，而且要我们的人警卫，这样就不会被人骂成汉奸了。”
丁默邨、李土群前去拜见汪精卫，正式商谈两者联合的条件。参加双方会谈的，还有周佛海、褚民谊。丁默邨开出的条件是：
一、承认丁、李的特工组织是汪派国民党的秘密警察，并成立特务工作总司令部，十月份以后，经费由汪精卫供给；
二、如果新中央政府成立，要给丁、李等人内政部长、上海市长、江苏省主席几个席位。
丁默邨等人狮子大开口，听得在场者面面相觑。汪精卫走到另一房间和周佛海、褚民谊一些人商议后，答复说：“很高兴地把你们的特工组织作为特工总部，活动经费我们已和影佐大佐会谈决定，不会不如意的。但是，上海市长、江苏省主席的位置不能给贵部，因为上海和江苏是整个‘和平运动’的基础。还有，我认为内政部长的工作范围很广，由特工来兼任是困难的，但警察行政可以由特工兼任。因此，可以从内政部中把警察行政分离开来，另成立一个警政部，部长、次长由贵方指定。”
汪精卫的回答，令丁默邨很不满意，他说：“别的还可以商量，但上海市长的位置必须给我们！”
汪精卫坚决不同意，两下僵在那里，眼看要翻脸，李士群出面做和事佬。原来，李士群对丁默邨的所作所为已经不满了，本来嘛，江山是他一手打下的，现在却拱手让给丁默邨，而且丁默邨不但不感激，反而成为真正的老大，什么事都得听他的，现在又要争上海市长的位置，真是蹬鼻子上脸了。李士群暗骂自己：没爹去寻找一个爹孝顺着，真是臭猪头三不精。
他劝道：“老丁，差不多就算了，汪先生有他的难处。”
汪精卫对李士群识大体的印象不错，于是许诺：“这样吧，八月份我们召开全国国民党六全大会，请你们务必做发起人。开过大会就选举政府，届时政府中可以考虑你们的要求，给你们多留几个位置。”
在这次会谈中，双方还商量了所谓“和平运动”的进程。由于李士群估计“清除”租界的抗日势力一事，到七月份才能结束，要求在这以前，停止在上海的政治活动。会议遂决定，在这段时间里，由汪精卫带领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在影佐陪同下，赴日本访问，商定建立汪伪政权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同时，在会谈中还决定，汪精卫尽快搬往沪西，由丁、李负责全部警卫工作。
如此这般，双方总算拍板成交。丁默邨、李士群都向汪精卫表示：“愿用性命打赌，一定不辜负你的期望！”
在周佛海、丁默邨等人的多方交涉下，不久，日本方面将愚园路１１３６弄——原蒋介石政府交通部长王伯群的住宅——一所漂亮的洋式花园楼房，拨给汪精卫作公馆。当年王伯群任南京政府交通部长时，为了娶大夏大学校花保志宁为妻（王伯群兼任该校校长），答应送给她一幢花园洋房。上海的建筑商为了得到南京交通部建筑群的工程，专门建造此房送给王伯群用以金屋藏娇。１９３１年，进步作家邹韬奋为了揭露这桩丑闻，曾将此屋摄成照片，发表在生活周刊上，轰动一时。
愚园路１１３６弄是一条很长的里弄，只有一个面向愚园路的出口，幽静、隐僻，弄内有十余幢独立的小花园洋房。为了使１１３６弄成为清一色的大汉奸巢穴，丁默邨、李士群用威吓手段逼迫该弄住户一律迁走，让周佛海、陈春圃、林柏生、汤良礼、罗君强、梅思平等，以及日本沪西宪兵队特遣小组成员，都在此分宅而居。汪伪国民党中央党部、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上海通讯处也设在这里，该弄成了上海汉奸活动中心。
为了安全，丁、李在各家房屋围墙上都加装了铁丝网，门窗也都装上铁栅，其中汪精卫的住宅四周、周佛海的住宅后面，还加设了瞭望楼。此外，丁默邨和李士群还派张鲁带领一个警卫大队，专门负责保卫全弄的安全；弄内岗哨重重，街头便衣林立，如果没有特别颁发的通行证，或者预先通知为特定宾客，是无法进入弄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