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就主张与日本和谈，尽快结束这场力量对比悬殊的战争。南京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以后，战局愈发不利于中国方面，不久，徐州丢了，战事转移到武汉方面来。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５日，武汉宣告弃守。
汪精卫标准像
日军本想在武汉战役中一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但中国军队主动撤退，使日本通过武力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企图破产。日本政府内要求“重新检讨对华政策”的呼声抬头。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３日，近卫首相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一改过去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方针，表示：“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只要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日方认为只要国民政府更变人事组织——即令蒋介石下野，日本就可以与中国进行停战谈判。
就在武汉陷落前三天，汪精卫与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陈璧君等人秘密召开会议，讨论和平运动的具体计划。“和平运动”分五个阶段：一、汪精卫离开重庆，在外地宣布下野，脱离国民政府。然后日本政府立即发表声明，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的条件，倡议与中国进行和谈；二、汪精卫以个人身份发出响应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议，建议国民政府接受日本的条件和平停战；三、云南等地的地方实力者通电响应汪精卫的和平号召，在云南等日军未占领地区建立新的独立政府；四、日本承认新政府并与新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日军撤退回长城以北，将日军占领区转交新政府；五、新政府统一全国，实现中日两国间的真正和平。
１１月１６日，汪精卫和蒋介石一同吃饭时，劝蒋介石下野促成中日和谈。汪精卫说：“使国家民族濒于灭亡是国民党的责任，我们应迅速联袂辞职，以谢天下。”
蒋介石反问：“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两人进行了激烈的争辩，最后蒋介石说：“说什么都是一样，我们不必再争论了。我已经困了，要睡觉去了”。这场没有结果的辩论，促使汪精卫最后下定离开重庆的决心。
“云南王”龙云纪念章
汪精卫出走计划的第一步是要得到云南地方军阀“云南王”龙云的支持。汪精卫派陈璧君找龙云秘密商谈和平计划，龙云对蒋介石借抗战插足云南，改编滇军，调用物资，削弱他的势力耿耿于怀，与蒋介石矛盾很深。
龙云对陈璧君说：“汪先生是党国元老，在国内外声望极高，只要他登高一呼，应者必然云集于他的旗帜之下。蒋介石一贯阴险奸诈，排除异己，所以汪先生发动和平运动、另立新政府是天经地义之事。除了共｜｜产党和冯玉祥等少数人之外，都会拥护汪先生出来倡导和平事业，在国际上也会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
有了龙云的支持，汪精卫派梅思平、高宗武等人为代表，１１月１２日，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重光堂”与日本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等人举行谈判，经过８天的讨价还价，最后达成了所谓“重光堂协议”。
（一）缔结华日防共协定，内蒙为特殊“防共”地区，日本在“防共区”驻兵。
（二）承认满洲国。
（三）日本废除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归还日本的在华租界。
（四）华日经济提携，在开发利用华北资源方面，为日本提供特殊方便。
（五）补偿因事变而造成的在华日本侨民所受的损失，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
（六）恢复和平后，日军在两年内撤军。
日方最后同意由汪精卫出面组织的新政府统一领导中国。
二号巨奸陈公博
梅思平把“重光堂协议”缝在西装马甲里，于１１月２６日带到重庆，向汪精卫、周佛海汇报。汪精卫等人策划了一个脱离重庆的计划：１２月５日，周佛海先去昆明，１２月８日，汪精卫夫妇去成都，两日后到达昆明再去河内。日本政府将于１２月１１日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汪精卫随后在昆明、河内或香港中任何一地宣布下野。
但时任四川省党部主任的陈公博看了“重光堂协议”后徒然变色：“汪先生，这协议书是哪儿来的？委员长他知道吗？”
周佛海说：“委员长暂时不知。”
汪精卫说：“委员长不出来议和，我准备来议和，不然，焦土抗战，死且不知！”
陈公博表反对：“汪先生，依公博之见，先生这样做恐怕是难为人理解的，还可能出大乱子。”
汪精卫解释说：“你我相处二十年，患难与共，我这次到外面去，和以前一样非常希望能够得到你的理解和支持。有路可走，我是不会离开重庆的，可现在只能离开重庆才能去谈和。我在重庆谈和，人家定会误以为是政府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离开重庆，那么和谈便是我个人的主张了，如果交涉得当，再来劝政府，由政府出面接受。如果政府仍然执迷不悟，那就只能撇开他们另组班子了。我与佛海一批人的良苦用心，将来是会得到国人理解的。”
周佛海也劝陈公博说：“历史的评价问题，牵涉到战局如何发展问题，很复杂，不是我们今天所能定得下来的。成事在天，谋事在人，要谋事总要付出代价和牺牲的。”
陈公博只好说：“你们都统一意见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我总觉得这事还欠考虑，背着政府去和敌方谈和，无论结果怎样，总还有个立场问题。更何况还牵涉到要组织另一个政府问题，而日本方面是否有此诚意？此事须得慎重，最好放弃。”不过最后陈公博表态：“汪先生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我不想留在四川眼看众人在我面前骂汪先生，更不愿被别人看成是汪先生留在政府里的密探。”
１２月８日，原本是蒋介石外出不在重庆的日子，也是汪精卫准备飞离重庆的时间，没料到蒋介石突然从桂林飞抵重庆，打乱了汪的行动计划。汪精卫只好暂时留在重庆，等待时机。１２月１８日，蒋介石飞往陕西出席军事会议，汪精卫遂以外出演讲为名，偕夫人陈璧君、秘书曾仲鸣、女儿汪文惺和未婚夫何孟恒等人飞往昆明。
汪精卫到达昆明后，当天晚上，即与龙云作了一次恳切的谈话，汪精卫把自己和平运动的计划告诉龙云，说到达河内后即公开提出与日本议和的建议，接着由龙云发表拥汪通电，然后四川、西南和两广各实力派也纷纷行动起来，造成以汪为首的和平运动区，一面与日本交涉和平，一面也促使蒋介石的重庆政府议和。龙云表示赞同。
１２月１９日，汪精卫夫妇、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一行十余人，乘龙云代为包租的专机离开昆明，飞抵法属殖民地越南的河内，迈出了和平运动的第一步。
但此时日本的“主和派”也遇到重重阻力。由于近卫首相将要发表的声明，需要陆、海、外务三省协商后拟成正式文本，首先在参谋本部发生了意见分歧，参谋本部坚决反对明确指出日本撤兵的日期，声称战胜国万不可做出向战败国许诺撤兵日期这样有损于国家威严之事，这样做太对不住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近卫最终向强硬派妥协，在声明中删去了“重光堂协议”中最为重要的日本撤兵一项。
近卫在得知汪精卫到达河内后，于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２日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汪精卫与日本近卫首相
日方和平运动的发起者之一犬养健在他的回忆中，评论近卫的第三次对华声明时说：“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如果按照重光堂会议的精神发表，确实会引起中国人的共鸣。可是，这次声明竟把最为重要的撤兵约定忘得一干二净，实在让人担心汪精卫和平运动会走上歧途，我深感失望。”
日方和平运动的另一个发起者西义显听到近卫修改“重光堂协议”内容的声明后感叹说：“日本把汪精卫欺骗了”；另一位参加重光堂会谈的松本重治对近卫的声明内容也十分愕然，并“感到和平运动的未来已经出现了暗影”。
汪精卫对近卫修改“重光堂协议”内容也深感不满，但在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方面基本上符合“重光堂协议”，所以汪精卫决定如期发表声明，响应近卫首相的和平倡议。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８日，汪精卫发出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要求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认真考虑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议：
“兹有上中央一电，除拍发外，谨再抄呈一纸，以备鉴察。本月９日，铭谒总裁蒋先生，曾力陈现在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局，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局，两者皆有困难，两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和平非无可望。外交方面，期待英、美、法之协助，苏联之不反对，德、意之不作难，尤期待日本之觉悟，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当到来。
“凡此披沥，当日在座诸同志，所共闻也。今日方声明，实不能谓无觉悟。犹忆去岁１２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际，德大使前赴南京谒蒋先生，所述日方条件，不如此明划，且较此为苛，蒋先生体念大局，曾毅然许诺，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其后日方迁延，南京陷落之后，改提条件，范围广漠，遂致因循。今日方既有此觉悟，我方自应答以声明，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使具体方案得到相当解决，则结束战事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诚为不可再失之良机矣。
“英、美、法之助力，今已见其端倪，惟此等助力仅能用于调停，俾我比较有利，决不能用于解决战事，俾我得因参战而获得全胜，此为尽人所能知，无待赘言。苏联不能脱离英、美、法而单独行动，德、意见我肯从事和平谈判，必欣然协助，国际情势，大致可见。至于国内，除共｜｜产党及惟恐中国不亡、惟恐国民政府不倒、惟恐中国国民党不灭之少数人外，想当无不同情者。铭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始敢向中央为此提议。除已另函蒋先生陈述意见外，仅再披沥以陈。伏望诸同志鉴其愚诚，俯赐赞同，幸甚，幸甚。专此，敬候公祺。汪兆铭谨启”
１２月２９日，汪精卫又发表了所谓的“艳电”。１２月２９日的电报代号为“艳”字，故称之为“艳电”。汪精卫的“艳电”并不是宣布与日本“合作”的声明，而是以公开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提出建议的形式发表的。“艳电”的大致内容如下：近卫首相在最近的对华声明中指出日本对中国无领土要求，尊重中国主权独立，并提出了“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原则，表明日方已有和谈的诚意，希望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以近卫声明为谈判基础，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汪精卫还特地提出近卫声明中没有提到的日本撤兵问题。“艳电”说：“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争，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汪精卫出走重庆后，不少外国电台报道说：汪精卫外出是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与日本谈判和平问题。１２月２４日，蒋介石让外交部紧急发表声明：“汪兆铭无权和任何人谈判和平。”由于汪精卫在党内的地位，蒋介石担心汪精卫的出走影响人们对国民党的信心，最初只是对外声称汪精卫前往河内治病，为汪精卫返回重庆留下一条后路。
蒋介石先派正在河内洽办武器运输事务的外交部长王宠惠劝汪精卫回重庆，王宠惠对汪精卫说：“委员长三番五次对人说，汪先生只是赴河内治病，现在回去，仍然名正言顺。”
汪精卫回答说：“谢谢重庆方面目前还给我留条退路。虽然这样，我还是不能回去，为什么呢？我这次离开重庆，只是对政局有不同意见，并不夹杂其他任何个人意气在内，这一点务请你们转告中央，请他们理解。在重庆，我要发表个人意见很不容易，我不离开重庆，这份‘艳电’就不能发出，和平工作就难以开展。我的和平主张能否采纳，权操中央，我丝毫不勉强。如果政府出面主和，改变立场，我可以从旁做些协助工作，或者退隐山林不问国事都可以，但如果政府不转变立场，那我只能出面来谈和了。”
此时的汪精卫也骑虎难下。他虽然顺利来到河内后，和平计划却遭到很大的挫折。
第一是近卫没有在声明中公布撤军的许诺。汪精卫本想继续与近卫交涉撤兵一事，但是，近卫内阁又于１９３９年１月３日宣布总辞职。第二，龙云并没有按照当初的承诺发表对汪精卫和平运动的响应，迎接汪精卫在云南建立新政府。
汪精卫本来并没有考虑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政府，正是龙云的变卦使汪精卫设想的和平运动完全泡了汤。如果日本当初不答应撤军的话，汪精卫可能不会离开重庆另立政府。然而日方却在汪精卫离开重庆走上不归路后，违背诺言收回了撤军的承诺。没有了日本撤军的保证，汪精卫的和平运动自然成为卖国投降行为。
答应支持汪精卫和平运动的近卫首相辞职后，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一时间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没有着落。在国内则是一片谴责讨汪精卫之声，国民党中常会于１９３９年１月１日召开临时会议，通过了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的决议。形势对汪精卫极为不利，汪精卫曾一度产生退出政坛隐居欧洲的设想，但这次和他以前八次光明正大地前往欧洲不同，将被人看作是国家的叛徒逃往欧洲，汪精卫对此非常踌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