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特务组织不断扩充，叶公馆不敷使用，日本宪兵队拨给极司菲尔路７６号（现万航渡路４３５号）大花园洋房作为新址。
７６号—魔窟
７６号这座大花园洋房，是极司菲而路上突出的门牌号码。所谓突出，因为它并不是按照华界的门牌次序排列，也不是用白底黑字的华界门牌，而是蓝底白字的租界门牌，据说这是由于“道契”的关系。这里除７６号外，还有他的东邻７４号与对面的７５号，一起三家，都是独立式的大洋房，不过７６号最大。
丁默邨、李士群进驻“７６号”后，正式成立了“特工总部”，由丁默邨任主任，李士群、唐惠民分任副主任，又成立“警卫总队”，李士群兼任总队长，吴世宝为副总队长，张鲁为参谋长，叶吉卿为财务主任，佘爱珍为经理主任，王慧农为副官主任。
“７６号”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本身的构造，十分适合于特工活动，院子很大，四周筑有高大的围墙，不容易遭受外人侵袭。丁默邨、李士群搬进“７６号”以后，大兴土木，进行改造。
门前是一双扇大铁门，大门之外就是马路，是工部局巡捕房控制范围，在大门口不便设立炮楼，因此驻守大门的警卫有一个班。凡是进出“７６号”的人，必须持有通行证。证件是淡蓝色的，一面印着“昌始中学”与持有人的姓名、号码，另一面贴有持证人的相片。
进了大门，就是一个通道，尽头处为古典牌楼式二门，门楣上有“天下为公”四个孙中山手书体大字，二门两边墙柱上开了两个方洞，用于架设两挺轻机枪。进了这道铁门，就可以直达丁默邨、李士群的办公处，因此防备得特别严密。门口设有专门警卫，备有一本贴满相片的簿子，凡是有资格经常出入二道门的人，相片都贴在簿子上，并编好号码。出入时，要报出号码，警卫便依据相片簿验明后，再给予放行。如果带有武器者，一律暂存传达室，出来时再行发还。
二门内就是大院，大院内高竖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和青天白日党旗。警卫人员的穿着与过去也不同。过去都是黑衣裤衫，胸襟敞开，帽子歪戴的流氓装束，后与汪精卫集团合流后，特务改穿为草绿色的制服，没有帽徽。
二道门内东面，新盖了二十多间平房，作为警卫总队的办公室、审讯室兼警卫宿舍；西边添造了两开间的楼房，为“特工总部”机要及电台所在地。
院子中间有两幢主楼，东面一座称为“高洋房”，是丁默邨、李士群等“７６号”头目活动的地方，一楼有会客室、贮藏室、电话接线室、会议室等；二楼则是丁默邨、李士群的寝室兼办公室。楼梯口有一道铁栅栏门，派有便衣特务警戒，未经丁、李的特许，任何人不许上楼。生性多疑的丁默邨，住房中虽有床铺，却睡在浴室内，并在浴室四周装有防弹钢板；睡前在浴缸上安放一张棕棚，早上起来，再把棕棚拿掉，使人不易发觉。三楼上的两个房间，是“犯人优待室”，专关一些被软禁的“高级人员”。西面一幢主楼是三开间、两进的石库门楼房，四周有走马楼。在走马楼中间的天井上新搭了一个玻璃棚，把楼下前后两厢与客堂打通，改为一个大厅，算是大礼堂。讲台上悬挂着党旗国旗和孙中山遗像及总理遗嘱。汪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里举行。
其余的房间，就作为各处、室的办公室。东首主楼的侧面，另有一幢三开间的平洋房，驻扎日本“梅机关”的分机关和宪兵，日本驻上海宪兵队总部派有以宪兵准尉涩谷为首的七八人长驻在此。
“７６”号内的日本宪兵
“７６号”采取的任何重要行动，必须事先得到涩谷的指示与同意。“７６号”拘捕的人数、工作情况以及所收集到的情报，都要写成报告交给涩谷，由他转送日本宪兵队特高科和“梅机关”。“７６号”的活动是在日本人的保护下进行的，“７６号”外出行动时，如在租界上临阵失利，就由涩谷出面保驾。“７６号”的人在租界被捕，只要说是“日本宪兵队的人”，巡捕房因害怕得罪日军，往往是不敢深究的。
花园里的大花棚，改成了临时看守所，专门关押、刑讯被抓进来的抗日分子和嫌疑人。
根据丁默邨１９３９年１２月工作报告，当月“７６号”监所共关押“犯人”１１６人，除了２７人案情不明外，案由明确的８９人，其中暗杀、暴动、内奸、谋反、情报及标明为三青团、中央情报员、ＣＣ等６２人，占７０％弱；该月，被处决的９人中，除一名为强奸犯外，其余８人分别为“军统”人员周希良、余延智、徐阿梅、詹森、王祥生，“中统”人员朱承我、三青团赵子柏、赵炳生。徐阿梅是法商电车电灯公司工人领袖，是中共地下党员，但是以“军统”身份被逮捕。
从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出“军统”和“中统”是“７６号”对付的主要目标。“７６号”所使用的枪枝、手榴弹、定时炸弹等武器，由涩谷等人经手，从日本宪兵队取来。“７６号”枪毙人犯时，由他们临场监刑。
为了让汪伪集团中级以上人员都有个保险的安顿之处，丁默邨、李士群又在日本特务机关许可下，占据了“７６号”右侧的一条名叫“华邨”的弄堂。华邨内有二层楼的小洋房二十余幢，为安全起见，他们将弄堂靠马路的出口封死；另在“７６号”右侧围墙上开了一个门，与“华邨”相通。门禁也很森严，也是采用相片查验的办法进出。
这样，汪伪中级以上人员的居住安全得到了保证。“７６号”特务还迫使马路对面７５号五层大楼居民全部搬迁，将这些房屋占为特工总部的办公处和宿舍。警卫总队长吴世宝，在华邨的西尽头墙沿下，搭了一间木房，派了几个小特务，开了一爿白铁店，又在华邨东首康家桥口乐安坊附近租一个店面，开了一家杂货店，作为两个固定的外围“望风哨”。吴世宝还从曹家渡新康里起，到地丰路（今乌鲁木齐北路）秋园附近，派小特务设置了各式各样的零星摊贩，作为外围流动岗哨，随时可与“望风哨”取得联系。
为了适应城市行动的需要，李士群向日本特务机关申请枪械，日本宪兵队用大皮包送来二号、三号驳壳枪和六寸勃朗宁手枪约五六十支，李士群再交张鲁接收，经范玉人造册后，交吴世宝警卫大队使用。
在伪特工组织除了吴世宝、张国震这批流氓土匪外，另有“中统”、“军统”一些落水人员参加。因为李士群、丁默邨都是ＣＣ成员，所以“中统”入伙者比“军统”多。
唐惠民又名瑞麟，字乃安，江苏无锡人。早年就读于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任小学教员。先后加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三党）、汪精卫的改组派和“中统”；和丁默邨、李士群同为社会新闻的编辑，他对昔日的主子汪精卫不予余力地进行攻击，令改组派大将陈公博大骂为“乱臣贼子”。到抗战时，唐惠民已经是“中统”高级情报员。丁默邨、李士群在上海筹组“特工总部”时，唐惠民主动来投，为“七人委员会”成员之一，并在特务机关中坐上第三把交椅。
苏成德又名苏美一，曾化名吴德，山东省济宁市人。１９２１年，苏成德于济宁中西中学毕业后，只身去济南谋生，结识了中共山东省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受其影响，参加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１９２２年９月，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３年，前往青岛，在日本大康纱厂工作。１９２５年年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３月，工会成立了罢工执行委员会，苏成德被推举为罢工总指挥。罢工斗争坚持到第１１天，日本厂主不得不答应工人提出的十六个复工条件。大康纱厂工人复工后，日本厂主不仅迟迟不履行诺言，还秘密逮捕了苏成德。１９２５年秋，出狱后的苏成德受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党团派遣，去安徽蚌埠工作。１９２６年秋由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派赴苏联，进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此期间，他以旁听代表的身份出席了１９２８年夏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１９２９年，留苏三年的苏成德回国，被安排在中共长淮特委领导下的铁路工作委员会从事工运工作。１９３１年被调往上海，先是安排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后调中央政治局特科。不久被调到上海互济会闸北法南区总会工作。１９３２年下半年，上海互济会闸北法南区总会遭到国民党情报机关的破坏。区总会的中共党员损失惨重。苏成德因不堪斗争环境的险恶，而选择只身来到南京，投靠了国民党中央党组织部调查科，并将所掌握的关于上海、南京等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情报作为见面礼全盘供出。因立功表现突出，调查科主任徐恩曾不仅特许苏成德加入中国国民党，还委任其为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设计委员，专门对共｜｜产党进行破坏方面的研究。苏成德的叛变，使上海、南京等地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致使大量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被捕。１９３３年初，苏成德被徐恩曾提升为特工总部行动队长兼总部看守所主任、“自新人”招待所所长，全面负责对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侦破工作。
１９３３年下半年，苏成德被徐恩曾调往上海，任国民党特工总部上海行动区沪西分区主任，兼京沪、沪杭两路党部调查室主任。一天，苏成德与内线特务张阿四不期而遇，张已成为“打狗队”成员，于是苏成德派人盯梢，“中统”终于抓捕了红队负责人邝惠安等６人。大批中共地下党库存的手枪等武器被截获。此次清剿行动，使沪西区中共地下党组织蒙受了惨重的损失。经过严刑拷打，邝惠安等４名革命战士牺牲于上海第一特区法院的绞刑架上。此后，苏成德又升任国民党特工总部总行动队队长，专司跟踪、逮捕、刑讯、暗杀活动。从苏成德叛党投敌到升任国民党特工总部总行动队队长仅仅一年的时间里，经由他手被特工部逮捕杀害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就有数百人之多。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本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中华民国首都南京沦陷。１９３９年７月，苏成德参加“７６号”。在他的带领下，“７６号”破坏了“中统”在上海的组织，仅上海一地就捕捉了４０余人，其中包括胡均鹤、庄鹤、蒋志豪、陈鋆、邓达谧、童国忠等人。
苏成德依靠自己手上掌握的苏湖区特务名单，派遣“７６号”特务头子石森林、姚筠伯出马，把“中统”沿京沪区的特务一网打尽。“中统”在沪宁、沪杭两铁路沿线的地下组织和人员，也全部落网。
胡均鹤（１９０７－１９９３年９月），江苏吴县人，曾用名胡敦云、钧和。早年丧父，靠母亲做佣人养家糊口。在叔叔的资助下念完小学。１４岁离开家乡到上海，学做生意，当过学徒和帮工、纱厂工人。１９２５年经瞿秋白三弟瞿景白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以后，１９２７年１１月至１９２８年２月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沪东区委员会书记。１９２８年２月至６月任青年团江苏省（兼上海市）委员会书记。同年６月作为共青团的正式代表，出席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１９２８年７月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作为少共国际中国支部代表参加共产国际六大及少共国际五大，当选为少共国际委员，回国后任浙江特派员。１９２９年７月起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沪西区委员会书记。１９３０年９月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经济斗争部部长。１０月至１２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同年１２月至１９３１年２月任中共河北省委员会委员。１９３１年１月至１９３３年１月任少年共｜｜产党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部长。１９３１年４月至１０月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组织部部长。１９３１年９月至１０月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后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１９３２年１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苏区共青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苏区团中央局的组织部部长。不久又回到上海，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１９３２年１１月在上海被捕后自首，被任命为“中统”西路党部调查室主任。１９３８年被国民党“中统”局派往苏沪区任副区长兼情报股股长，后任国民党中央调查局总干事级调查员。
１９３９年９月被汪伪特工逮捕，胡均鹤被苏成德诱捕后，“矢志立功”，又将“中统”在上海区的特务一网打尽，除了区长徐兆麟、会计蔡均干及情报组外勤稽希宗等少数人员漏网。胡均鹤以这一大批“中统”特务作晋见礼，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中统”特务源源不断而来。“中统”在一系列打击下，被迫放弃了苏沪地区的阵地。
胡均鹤投靠“７６号”特务组织并受到重用，被任命为汪伪特工总部南京区副区长兼情报科长。不久，胡均鹤又被调往上海任特工总部二处处长，同时还兼任李士群任社长的“海社”书记长。后任汪伪特工总部副厅长兼江苏实验区区长。
黄凯，原“中统”驻沪特派员。１９３９年１０月，时河南第二区游击总队司令黄凯在上海被汉奸诱捕。原“中统”南京地区负责人陈觉吾、陆玄然出面说服，投降汪伪。他回忆说：这一时期“在这个总部里当汉奸的，除了一个叫万里浪的“军统”人员外，其余数十人如丁默邨、李士群全是“中统”的。
为了不引起租界方面的抗议，李士群和吴世宝还在租界巡捕和“包打听”寻找拉拢对象。为了让这些人俯首帖耳，李士群在与他们见面时都能精心策划，以达到一举拿下的效果。李士群第一次与公共租界巡捕包探长陆连奎在华懋饭店见面时，事先在约定的房间对面又开了房间，安排了一个人，当他看见陆连奎进房间后，立即通知李士群。于是，陆连奎刚一进去，电话就响了，里面传来李士群的声音：“陆先生吗？你少待片刻，我马上就到了。”搞得陆连奎非常佩服，很快就投靠了李士群。在陆连奎的带动下，公共租界以潘达为首的戴昌龄、宋源、孙照北、陆中芳等“十兄弟”也都归顺了李士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