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有了自己的武装，但吴世宝成天带了几个小兄弟去租界上小打小闹，终成不了大气候。于是，李士群找汪曼云商量“下一步行动”的办法。
汪曼云说：“讲一句你不爱听的话，阁下在“中统”的地位实在太低，军衔只是一个中尉，比方说人家军衔比你高的，不会来听从你的调遣，日本人也拿你不吃劲，想发达，就必须找个分量重的人出面，才有号召力和影响力。”
李士群虽心有不甘，但仔细一想也不无道理，于是问：“谁有这个分量可以做老大呢？”
汪曼云说：“你也别吃醋，有个现成的有号召力的人物，如能把他从‘中统’里拉出来，日本人肯定会感兴趣的，也能证明你的能耐。水涨船高嘛！”
李士群明白，汪曼云指的是丁默邨。
李士群其实内心挺恨丁默邨的，当年他在“中统”牢狱中受刑时，这个家伙正在百乐门享受呢。但眼前他的确玩不转，只得忍痛让丁默邨的湖南同乡、“中统”特务翦建午去邀请“养病”的丁默邨出山，将自己辛辛苦苦打出的地盘让出来。
不甘寂寞的丁默邨借“养病”为名到香港做起生意，却亏了本钱。正在这时，翦建午奉汪曼云和李士群之命，到来了香港，将此事一说，丁默邨正对徐恩曾、戴笠一肚子牢骚，一听正合心意，却犹抱琵琶半遮面，扭捏作态。１９３８年１２月，丁跟着翦建午一同来到上海“趟路”。
丁、李双方一见面，李士群便向丁处长汇报日本人对他们如何重视，之后便“仗义”地表示要让出老大的位置，孰料丁默邨假意推辞，惹得李士群急了，对天发誓说：“日后我如有二心，不得好死！”
丁默邨这才答应坐了“第一把”交椅。然而抗战胜利后，丁默邨站在汉奸的被告席上，狡辩说当时“拟赴沪邀人另营商业以维生活。乃与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底秘密赴沪，不幸为日方发觉，认邨有抗日活动，暗中监视；旋李士群来包围，迫邨参加所谓和平运动，李并表示：如拒不参加，绝对无法离沪，日方将更予邨最大不利。始迫而虚以委蛇，但邨毫无工作。”完全是一副被逼无奈、可怜兮兮的模样。
丁默邨到沪后，与李士群、唐惠民密谋组织特务机关，从单纯的情报工作转向政治活动。丁默邨的影响果然比李士群大多了，“ＣＣ”系留在上海的骨干纷纷到大西路６７号来拜见。
汪曼云与丁默邨一见面，就给他出主意，说：“我们在房间里要挂着党旗、国旗和总理遗嘱，不然认识你的人就会认为你是给日本人干事，就会被骂作汉奸，说不定还会有杀身之祸呢。”
丁默邨欣然采纳。于是，在大西路的房子一进门正面墙上就挂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党旗和孙中山先生的遗像，与悬挂五色旗的“伪维新政府”以示区别，因此迷惑了不少人前来投靠。
丁默邨对来访者说：“自从上海沦陷以后，这种场面很难看见吧？兄弟我这次是奉了立夫先生之命而来，因为我们在大后方看到抗战这样抗下去，总不是办法。共｜｜产党的抗战到底，就是要抗垮国民党，就是惟恐不乱。立夫先生要我到上海来开路，这就是要兄弟我和日本人进行交涉。一旦时机成熟，立夫先生也要来的。为了国家的前途，我们就要按蒋委员长的要求进行曲线救国。”
他这一番花言巧语，颇能打动不明就里的人，于是不少人上了丁默邨的当，填表参加伪组织。
日本特务机关听说从蒋介石的特务机关来了一个与徐恩曾、戴笠平起平坐的少将处长，自然非常重视。很快，在日本使馆清水董三的引荐下，丁默邨和李士群在重光堂会见了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是个老牌间谍，是中国通。抗日战争之初，日本军政当局，凭借它的优势兵力，妄想“速战速决”，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土肥原也带着军队在中国横行。不料战端一开，中国人民奋起抵抗，使日本陷入了长期战争的泥淖。为了摆脱长期战争的困境，１９３８年夏天，日本军政当局决定“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来统一沦陷区的傀儡们，建立伪中央政府，搞垮中国的抗日力量，以尽早地结束战争。７月２６日，日本内阁为了解决当时陆军、海军、外务省三方面在华派出机关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的问题，开会决定设置“对华特别委员会”，作为“专门负责以有关重大对华谋略及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执行机关”。这个委员会的主要成员，由陆军土肥原贤二中将、海军津田静枝预备役中将、以及外务省派出的坂西利八郎预备役中将３人组成，由在中国从事特务活动二十多年的日本大本营特务部长土肥原贤二负责。
土肥原上任后，立即从东京赴上海，在虹口公园北侧的一幢名叫“重光堂”的楼房里，设立了办事机关，预算经费为一千万日元。他遵照日本军政当局的决定，物色唐绍仪、吴佩孚出面组织汉奸政府，但唐绍仪被“军统”特务刺杀，吴佩孚又提出太多条件，因此都进行得不顺利。１９３９年初，日本“对华特别委员会”即将被撤销。
就在这时，丁默邨、李士群主动上门，土肥原是非常高兴的。他亲自递上香烟，并为其点火，用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和蔼地说：“上海的恐怖活动近来十分猖獗，不知丁先生对此有何高见？”
丁默邨眼里闪着凶光，声音却很平静：“上海恐怖活动的罪魁祸首是重庆特工，要取缔这种恐怖活动，必须以毒攻毒。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而在这方面，我们对他们了如指掌，对付他们的最好办法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也成立一个特工组织就能粉碎他们的活动。希望阁下能给予指导与支持。”
土肥原点头：“啊，我明白了，你们的提议很好，但我不能马上答复你们，我要向上面进行汇报和进一步研究。”
几天以后，土肥原派日本特务机关上海负责人晴气庆胤来见丁默邨，进一步了解他们的组织特工的计划和打算。
晴气庆胤
晴气庆胤１９３１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１９３４年任职日本参谋本部期间，被派到中国九江收集情报。１９３８年６月任“对华特别委员会”头目土肥原贤二的助手，从事特务活动。
丁默邨拿出一份上海抗日组织一览表，晴气庆胤翻开一看，里面有：
（１）国民党上海党部及其下属十个党部和各学校、团体、工会中的特别党部；
（２）青年抗日会、妇女抗日会、抗日锄奸团、共｜｜产党抗日救国会、人民阵线等；
（３）上海周围的游击队机关和江南抗日游击总司令部；
（４）国民党特工组织、ＣＣ团、三青团等，包括负责人、人员、力量、经费等，特别是“军统”谍报网打入维新政府、伪上海特别市府、租界工部局和铁道、码头、电话局、娱乐场、主要百货公司等情况。
这些情报是日本方面无法搜集到的，晴气庆胤如获至宝。
丁默邨知道有门，于是很有把握地说：“下一步主要干掉市党部和‘军统’、‘中统’，这几个组织一灭，其余自然烟消云散。市党部和‘两统’不少是我的老部下，他们内部派系斗争和纲纪紊乱，经费不足。缺乏统一的领导和生活困苦是两大弱点，我们从争取他们情报员开始，渗透到情报网，最终搞垮他们。”
晴气庆胤问：“有何具体计划？”
李士群拿出一份厚厚的上海特工计划书，封面右上角还写着“呈晴气先生，乞斧正，二月五日李士群、叶吉卿写”的字样。
该计划书以取得日方经费、武器为前提，详细说明特工组织的方针、工作要领、组织机构、工作据点的设置、行动队组成、经费使用、兵器的保管与修理及反谍报等。
为了进一步表示诚意，李士群甚至提出把自己的儿子做人质交给晴气庆胤。
影佐祯昭
这天晚上，晴气庆胤飞抵东京，向主持特务工作的大本营陆军部军务课长影佐祯昭汇报，当时，他正策划以汪精卫为首的“和平运动”。而稳定上海局势，镇压人民抗日风潮，制止国民党特务的恐怖行动，是他整个计划中的重要问题。于是影佐祯昭决定把丁、李的特工计划作为整个“汪工作”的一部分来考虑。三天之后，即１９３９年２月１０日，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给晴气庆胤下达了援助丁默邨一派特务工作训令：
大本营确定，将援助丁默邨一派的特务工作，作为对付上海恐怖活动对策的一个环节：
一、你在上海与丁默邨联络，援助其特务活动，协助华中派遣军推行其对付租界各项政策；并须处理土肥原机关所遗留各项工作，并分配塚本诚宪兵大佐和中岛信一少佐作为你的部属；
二、在制止租界内反日活动时，注意以下几点：
１、不要和租界当局发生摩擦；
２、不得逮捕与日本有关的中国人；
３、和汪精卫和平运动合流；
４、三月份以后，每月给予经费三十万元，并给予手枪五百枝，子弹五万发与五百公斤炸药。
陈箓
１９３９年２月１８日，是中国传统农历的除夕夜。这一天，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陈箓回到上海，准备与家人过春节。陈箓的家在法租界愚园路６６８弄２５号，一家宽敞的花园式洋楼内，这一天陈宅热闹非凡，笼罩在节日的气氛中。华灯初上，陈箓惬意地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等待家人准备年夜饭。突然，花园洋房的围墙上一前一后越过两个黑影，客厅门被撞开了，闯进两个手持手枪的年轻人。陈箓刚要张嘴问话，其中一人甩手就给了他一枪，子弹从他耳边飞过，他迅速地抱起沙发上的绣花靠垫护住脑袋，顺势滚到地下。就在这一瞬间，另一个持枪者又飞奔过来照准他的头部又是两枪。陈箓头部、颈部各中一枪，当场毙命。来人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共除奸伪，永保中华！”的标语，放在陈箓尸体上，夺门而去。这就是国民党“军统”局上海潜伏人员刘戈清负责策划的暗杀事件。
第二天，上海各大报纸，均用醒目的大标题予以报道。
陈箓被暗杀给了日本方面很大刺激，决心尽快建立一支效忠于自己的汉奸队伍。晴气庆胤将第一笔经费３０万元，分装在两个大的柳条箱里，运进了大西路６７号，很快他的助手塚本大尉和中岛少尉也相继来到上海。塚本负责与上海日本宪兵队联络，中岛负责与丁默邨、李士群联络。丁默邨、李士群迅速得到日方的扶植。这样，一个被晴气庆胤称之为“以恐怖对恐怖、野蛮对野蛮计划”便开始实行了。
３月１日，丁默邨、李士群以“笼络争取上海租界内各阶层的中国人”而发起的“和平运动”开张。由叶吉卿出面，向上海银行经租处租到沪西越界筑路地区忆定盘路（现江苏路）９５弄１０号大洋房一幢，对外称“叶公馆”，由吴世宝手下的一批流氓做警卫，由日本宪兵拨给枪支。内部由丁默邨主持，李士群、唐惠民副之。“叶公馆”成立后，丁默邨、李士群扩大组织，人员增多。丁默邨、李士群、唐惠民、茅子民、李志云、杨杰、张鲁等还成立了“七人委员会”。开始招兵买马，物色各种各样的亡命之徒。伪特工组织成立之初，只有李士群及吴世宝及其学生和徒弟，经费有限，人员不多。丁默邨来后，不久，伪特工机关便搬到忆定盘路，吴世宝又“招安”了强盗张国震。此人原是戴笠、杜月笙属下的忠义救国军的一支人马，被汉奸文人胡兰成称为“京戏铁公鸡里张国梁那样的好汉”。“八一三”淞沪战争的第二天，蒋介石为了在上海建立一支城市游击队，协助正规军作战，特命戴笠赴沪，与杜月笙协商，建立忠义救国铁血军。一个月后，忠义救国军成立，约２万人，辖六个支队，其中主要的四个支队是以青帮为主建立的队伍，张国震就属于其中的一部分。
张国震的队伍在上海被日军打垮后，逃至郊区四乡，沦为强盗头子，此人是一个凶狠彪悍，脑袋掖在裤腰带上的杀胚，带着一帮少不更事的不法之徒，打家劫舍、杀人越货。当时老百姓家有“夜哭郎”的，即家中的小囡夜里啼哭，任凭大人怎么哄都没有用。老话讲是“魂没了”。当地有风俗，大人要爬到屋顶上，抱着烟囱“喊魂”。即便如此，也没有什么效果。但是只要大人说：“张国震来哉”，小囡顿时哭声就被吓住了。
张国震不但欺压老百姓，连小股的日本人也照样收拾。日军也曾派兵前去扫荡，这些家伙仗着地头熟，就钻进芦苇荡，利用河湖港汊逃之夭夭。几次消灭不了，日本人也十分头疼。
佘爱珍对张国震十分看重，给吴世宝出主意说：“张国震那群杀胚打手，不正是我们需要的角色吗？你何不往乡下跑一趟，把他们拉过来，一来是帮日本人维持了市郊秩序，二是增添帮手，岂不是一举两得的事吗？”
吴世宝听后如醍醐灌顶，当即照办。于是带着人去乡下，几经周折，托人找到张国震，双方在一个茶馆中见了面，吴世宝凭三寸不烂之舌，把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说成是为“政府”办事，可以放心地大干；有“官”做，有银子花，还有日本人撑腰，只要入伙了，今后无人再敢太岁头上动土。
张国震一听有赚头便动了心，与兄弟沈忠美、邱大宝等商量后，决定携枪全体加入。于是吴世宝按江湖上的规矩，命人摆好香案，张国震带着手下，领头拜吴世宝为“先生”，正式成为吴世宝的门徒。
这样，吴世宝带着张国震的一干人马，得意洋洋地到来，令人単势薄的李士群大喜过望，当即成立了警卫大队，封吴世宝为大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