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群赤手空拳来到上海，他满怀希望地去日本领事馆求见清水董三。不料清水了解了他的经历后，根本没拿他当回事，只是让他为日本驻沪使馆搜集情报，做一名情报人员，却连一支手枪也不给他。
做了汉奸的李士群为扩充势力范围，唯有借助青帮的力量。于是，他请叶吉卿的“干爹”季云卿帮忙。在季云卿的介绍下，陆续有几个不起眼的角色来投奔李士群。一个翘嘴巴的莽汉张鲁被李士群当作随身保镖。
对于日伪特务的疯狂活动，“中统”与“军统”人员进行了反击。戴笠命令“军统”上海区刺杀在沪汉奸头面人物。上海区随即成立了两个行动组，由赵理君和林之江两人分别担任组长，专门进行暗杀活动。地下特工的锄奸活动频繁开展。
伪维新政府大门
１９３８年３月，日本卵翼下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接收了上海海关和税局，派俞模为“盐务署督办”。５月２９日，俞模被自己的保镖开枪打死。之后无人敢接此职，以至虚悬甚久。“维新政府”另一位“绥靖部长”周凤岐，上任不久，就在出门送客时被枪杀于上海亚尔培路寓所门口。此外，还有附逆的晶报三日刊主编余大雄被暗杀于“维新政府”上海的大本营——虹口北四川路新亚酒店的浴缸中；申报记者钱华乘人力车经跑马厅一侧的龙门路时，挨了三枪被打死；时报经理王季鲁也遇刺杀成重伤。
６月１８日，伪上海市督办公署土地局长任保安遇刺毙命；
６月２９日，伪市督办公署船舶检查处处长尚德明被刺死；
７月４日，黄道会副会长周柳五在沪遇刺毙命；
８月３０日，伪南市维持会会长陈云被刺死；
９月３０日，被日本人看重的唐绍仪在法租界寓所遭国民党特工暗杀；
１９３９年２月１９日，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箓在家中被暗杀。
“军统”特务对汉奸的暗杀制裁行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动摇者的投敌，营造了抵抗日本的气氛，并鼓舞了沦陷区的人心。
为了躲避“中统”和“军统”的暗杀，初来乍到的李士群，当务之急是找一处保险的藏身之处，经多方寻觅，终于选中大西路路南６７号的一幢洋房。
这座洋房的对面是云飞汽车行的数十米长的围墙，在墙边即是人行道，即使有刺客也难以躲藏。东邻６５号，是美国驻沪军营，门前日夜有哨兵警卫；西邻６９号是不法商人、经济汉奸谢筱初的公馆。在房子内部，李士群也精心设计、布设了暗道机关，在沿马路的楼梯转角处，设立了一个瞭望哨，由保镖张鲁日夜在那里警戒。李本人平时深居简出，行踪诡秘，只有日本宪兵队便衣和驻沪领事馆人员出入其门。为了不被“军统”特务摸清行踪，李士群还将车库大门大开着，停在里面的汽车似乎随时有外出的可能，而他有事便从旁边的小门溜出来，坐祥生汽车公司的“的士”出行。李士群为了得到日本“主子”重视，拉拢原在社会新闻的老朋友、当时的“中统”上海区情报员唐惠民、国民党中宣部驻沪特派员章正范、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刘坦公等人下水，他们都成为清水董三的情报人员。通过这些人介绍，李士群又与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委员汪曼云接上头。汪曼云是杜月笙的门徒，与“军统”、“中统”都有联系，是上海滩一位“兜得转”的人物。
汪曼云
李士群一见汪曼云就大肆诉苦，说：“我是明人不做暗事，投靠日本人完全是被逼无奈，‘中统’对我手段太毒辣，不得不报复他们，以出我心中这口恶气。再者说，兄弟我手头太紧，想在日本人那里骗上二十万元，然后滑脚溜走。望老兄体谅兄弟的苦衷，能照应的地方多多照应，能解释的地方尽量解释，免得外人对我误解。”
汪曼云点头：“老兄，既然如此痛快，老弟我也直言不讳，万一我被日本人捉住，老兄将何以善我？”
李士群哈哈一笑：“这个太简单了，只要说与日本领事馆书记官清水董三有联系就保你没事！”
此时，李士群又急于与杜月笙牵上关系，因为上海滩是杜老板的地盘，他虽然人在香港，他的徒子徒孙遍布上海滩，如果没有内线，很可能遭到被制裁的下场。
原来，“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戴笠奉蒋介石的命令，亲自到上海拜见杜月笙，在上海组成“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杜月笙是苏浙行动委员会三常委之一，“别动队”总共有万余人，下设五个支队，其中三个支队的支队长由杜月笙的门徒控制。上海沦陷后，杜月笙乘法轮“阿拉米斯”号去了香港，但在上海滩，杜月笙的势力依然很大。
为了让李士群尽快与杜月笙接上关系，清水董三交给李士群一份材料，题为杜月笙在上海的势力，而这份材料是杜月笙的老友、法租界纳税华人会秘书张石师所写。该材料详细记载了
穿戎装的杜月笙
杜月笙的出生与经历，杜与法租界的烟赌业、上海地方协会，杜月笙与上海滩闻人黄金荣、张啸林、虞洽卿、王晓籁、钱新之、杨虎、陈群等人的关系，以及杜月笙的亲信弟子、门人、门徒等。
李士群如获至宝，找来汪曼云和章正范。一见面，李士群就故作气愤地说：“汪兄，张石师这个人太没有良心了，杜老板待他不薄，他却把老杜出卖了。你看他给日本人都写了什么。”说着把那份材料扔给了汪曼云。
汪曼云翻了翻，暗暗吃惊。这时，李士群又说：“东西太长，你带回去慢慢看吧！”
汪曼云说：“这份东西太重要了，我能不能带到香港让杜老板过目？”
李士群巴不得这样做，但还是装作为难的样子：“这上面有日本人的签字，但原件一定要还给我，否则……”
汪曼云说：“放心，放心，不会出差错的。”
于是，汪曼云立即动身去香港，把材料交给杜月笙，杜让他的秘书整整抄了三天。在汪曼云动身回上海之前，杜月笙说：“你去买一只两面透明的金挂表和两身高级的西装，带给李士群，略表我的一点心意。”
这是杜老板释放出来的一个信号，李士群当然明白其中的分量。对杜月笙这边有了把握后，李士群就防止“军统”特务对他采取的制裁活动。
１９３９年元旦前夕，一个叫于松乔的青帮弟子来到杜美路（今东湖路）１１号汪曼云的家中。此人是“军统”上海区行动股股长。他对汪曼云说：“最近我奉命做掉李士群，但我不认识他，知道你们相识，如果你手头有他的相片请借我一用；如果没有，设法到他家偷一张来。”
汪曼云说：“我与李士群虽非深交，但他对我们的杜老板够意思，人家把我们当朋友，我们不好出卖朋友吧？再说偷东西这种下三滥的事我实在无法效劳。”
汪曼云不但拒绝了于松乔，而且立即通知章正范，让其通知李士群注意防范。
几天后，在大西路６７号对面的人行道上，出现了一个测字摊，“测字先生”鬼头鬼脑地对这边院子里窥探。李士群便叫张鲁过去，对“测字先生”说：“这里风大，请到对面的房子里去。”“测字先生”吃了一惊，急忙收了摊子，仓皇而去。“军统”的第一次剌杀李士群的行动失败。
有了这份人情，李士群与汪曼云来往就更加密切。
１９３８年底，汪精卫逃离重庆到了河内，发表“艳电”，公开响应日本首相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所谓的“和平运动”正式启动。
为适应形势的需要，清水董三要求李士群由单一的情报活动转向组织特工队伍，以配合日军镇压租界内的抗日活动。李士群急于寻找同道，于是想到了一个“白相人”，就是吴世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