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入蒋介石麾下
青年时期的戴笠遇到了胡宗南、杜月笙、戴季陶、蒋介石、陈氏兄弟、王亚樵这些与他后来命运息息相关的人。几经周折考入黄埔军校，后投奔蒋介石。他一心一意为蒋介石收集情报，成为情报“个体户”，使蒋介石在与唐生智的争斗中大获全胜。
戴笠，原名戴春风，１８９７年５月２８日生于浙江省江山县硖口镇保安村。戴春风５岁时，其父戴士富因病身亡。母亲蓝月喜克勤克俭，全家勉强维持生计。７岁时，戴春风入保安村私塾读书。１９１０年，戴春风考入江山县文溪高等小学堂。戴春风当时受结社之风影响，成立了“青年社”，网罗到了周念行、毛人凤、姜绍漠、王蒲臣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了他的亲信和打手。从文溪高小毕业后，蓝氏为安其心，为其娶妻毛秀丛。１９１４年，戴春风和毛人凤一道考取了浙江省立第一中学。由于不学无术，劣迹斑斑，１９１６年秋，戴春风被校方开除。
戴春风自觉无颜回家，便谎称学校房子紧，借居在杭州城徐姓亲戚家里。终日四处游荡，混日子。一天下午，戴春风在朋友家酒足饭饱后，跑到西湖洗澡。在此，戴春风遇见了领着一群小学生游西湖的教员——胡宗南。二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几天后，戴春风专程去孝丰县立高等小学拜会胡宗南。戴笠以后的飞黄腾达，离不开胡宗南的帮助。
临近年关，戴春风厚着脸皮回到家中，并实话实说，告之家人被开除一事。婆媳二人抱头痛哭，哀叹自己命不好。
不安分的戴春风并不甘心在偏远的江山县终老一生，他开始谋划自己的未来。时值张勋复辟，全国大乱，各派军阀招兵买马之际。戴想既然读书没了出路，转向行伍也许是明智之举。于是他辞别家人，风风火火去了杭州，加入潘国纲指挥的浙一师。在与周风岐的浙三师的战斗中，浙一师大败，戴春风也被俘，受尽牢狱之苦。十多天后，浙三师大败，戴春风终于走出了俘虏营，结束了地狱般的生活。
出狱后，一无所有的戴春风开始了流浪乞讨的生活。一段时间后，戴春风被老母强行拉回江山老家。他有所收敛，安度时光。但生性不安分的戴春风不久从远亲华春荣手里借来二百大洋，再次告别了母亲和妻子，来到上海做生意。
可是在上海做生意一月未到，戴春风就血本无归。他百般无奈，只好寄居在表妹王秋莲家里。
在这期间，戴春风本性不改，经常出入上海浦东游乐场、大赌场，因此结识了一些小流氓，开始做一些不要本钱的生意。由于他讲义气，乐善好施，又经常恰到好处地大吹大擂，逐渐在流氓圈里有了名气，受到小混混们的尊敬，也受到杜月笙的注意。此时杜月笙虽然在黄金荣手下，但他野心勃勃，发誓要在上海滩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因此，他广泛结识社会上的三教九流、流氓地痞。
第一次见面，杜、戴二人就拜了把兄弟。因杜比戴大８岁，戴称杜为“三哥”。
后来，戴春风听说凡是去买股票、证券的股东，大都是有钱的大老板。何不在那儿结识几个大老板呢？或许可以改变自己寄人篱下的处境。一日通过杜月笙的介绍，戴春风去了虞洽卿在金园路开的证券交易所。他规规矩矩地在股东休息室为大老板服务，以寻找结识“贵人”的契机。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日后聪明干练的戴春风结识了“贵人”——戴季陶、蒋介石和陈果夫。戴、蒋二人对戴春风都很友善，而陈果夫自视高人一等，根本没把穷酸的戴春风放在眼里。从此戴春风便天天帮戴、蒋二人跑腿打杂，可不久二人都突然失踪了。
表妹王秋莲知道戴春风整日和流氓、妓女、赌棍鬼混在一起后，毫不留情地将戴扫地出门。戴春风满怀惆怅，只觉前途渺茫，再次灰溜溜地返回江山。
但动荡的政局，使戴春风又看到了发迹的希望。
当时直系军阀曹锟欲利用四省数十万大军进攻浙江，一举消灭盘踞浙沪的卢永祥，以绝心腹大患。卢永祥急招上海斧头党党魁、安徽帮头目王亚樵到杭州，要他招兵买马在湖州组建浙江纵队。
经老乡、王亚樵亲信胡抱一介绍，戴春风进入王亚樵军营。恰巧不久，胡宗南因在学校不得志也来投奔王亚樵。戴、胡二人久别重逢，欢喜异常。在胡抱一的建议下，王亚樵、戴春风、胡宗南、胡抱一四人焚香歃血，义结金兰，王亚樵居长，其他三人为小弟。戴春风、胡宗南二人被封为纵队队长。
１９２４年９月，齐（燮元）卢（永祥）战争爆发，直系四省军阀围困卢永祥部。王亚樵、戴春风、胡宗南等人估计卢永祥的势力远远超过齐燮元，这场战争必胜无疑。个个摩拳擦掌，都想乘此机会打几个漂亮仗，在卢永祥面前露一手，以便战后加官进爵、飞黄腾达。
戴春风身先士卒，挎枪充弹直奔向前，把自己的前途赌在这次战争上。不料只打了４０天，形势就开始急转，卢永祥的浙军竟土崩瓦解，几乎全军覆没。
戴春风清楚借重卢永祥来发迹已不可能，必须尽早脱身，寻找新的出路。于是突围后，他便借口家母、娇妻挂念，辞别王亚樵，直奔回家。
在家中戴春风每日借酒消愁，出路又在何方？
１９２４年，孙中山组建黄埔军校，蒋介石出任军校校长。戴春风得知这一消息后，欣喜若狂，便说服母亲和妻子，日夜兼程，一个月后来到广州，准备投考黄埔军校。但他运气不济，没有考中。落榜后，戴春风情绪低落，自感命运多舛。一日上街，遇到一算卦的盲人。他突发奇想，想算算自己的前程。算卦人问过他的生辰八字，掐算了一番后说：“先生八字不错，命生贵，只是命相中五行缺水，如果有了水，就是大富大贵之命了。”并给他出主意，要他名字用带水的字，以弥补命中的五行所缺之水。戴听了很高兴，当即改名戴笠，字雨农。从此，世上少了一个“戴春风”，多了一个“戴笠”。
戴笠于１９２６年９月参加了黄埔六期第二批招考。改名后果然时来运转，他名列前茅，被编入入伍生第一团第十七连。长期的流浪生活，给了戴笠丰富的人生阅历。进入军校后，他察颜观色，很快就打开了局面，成为一名活跃分子。
胡宗南离开王亚樵部后，入黄埔军校学习。北伐战争中胡宗南骁勇善战，深得蒋介石的器重。此刻胡宗南已是蒋介石的心腹爱将，在胡引荐下戴笠进入骑兵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戴笠因“清共”有功被任命为骑兵营国民党部执行委员。
１９２７年８月，蒋介石被逼下野后，骑兵营便成了没爹娘的孩子，几百名士兵驻在城郊破庙中，吃穿没了供应，全营上下拿出全部积蓄作为伙食费。戴笠值班买菜时，因贪吃湖州棕子竟贪污了三块大洋。被发现后，遭到全营士兵的严厉指责、辱骂。戴笠自知骑兵营已无容身之地，便在深夜悄悄逃走。
戴笠先来到杭州，短暂停留后，再次来到上海。此刻，蒋介石正在上海参加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这次会议改组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恢复了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蒋介石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党政军权又重新落入了蒋介石之手。
戴笠得知后，经多方打听，得知蒋介石住在上海拉都路２０号后，他便在门外义务站岗、放哨，企图以此来博得蒋的注意。但这一招并未见效。
天无绝人之路，戴笠意外地遇到了蒋介石的侍从副官胡靖安。戴、胡二人在黄埔军校就已相识。此时，胡靖安正在组织情报联络组。他知人善用，把戴笠也拉了进去。虽然没有报酬，但戴笠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每天没黑没夜地卖命干活。戴笠一得到情报，就工工整整地写好，给胡靖安送去，再由胡靖安转交给蒋介石。戴笠为了取得胡靖安的信任，经常跑到胡宅，给胡抱孩子，干杂事。后来，蒋介石复职，胡靖安为戴笠请准了一个总司令部上尉情报员的头衔，并正式任命戴笠为联络组组长。
不久，蒋介石因前方作战，急需情报人员，就委任戴笠为上尉参谋，派贾金南为随从。从此，戴笠开始了正式的情报生涯。
戴笠和贾金南冒着枪林弹雨，穿梭于北伐的各个战场，收集情报。
唐生智
１９２９年底，粤系张发奎联合桂系再次讨蒋。曾帮助蒋介石打败桂系的唐生智和蒋冯战争中投蒋的石友三，认为时机成熟，突然一反联蒋的立场，开始反戈。
得到信息后，戴、贾二人连夜赶往河南信阳，准备策反唐生智司令部军警稽查处处长周伟龙，周是黄埔二期生。
戴笠打扮成玩世不恭的少爷，贾金南贿赂了守城门的军警后，二人顺利进入信阳城。信阳城内军警林立，防守极严，戴笠心想：这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否则自己的命也难保。
快步来到稽查处。在门口，他掏出东方白的名片，让士兵转交给周伟龙。东方白是周伟龙的至友，戴笠也与东方白相识，恰好随身带着他的名片。
周伟龙误以为是东方白来访，亲自出门迎接。一见来人却是一个陌生人。他把脸一沉道：“你是谁？敢冒充东方白！”
戴笠抱拳作揖道：“伟龙兄，我乃是东方白的至友，特来拜访你。”
周伟龙看着戴笠不禁惊觉起来：“你来想干什么？”
戴笠一脸神秘，道：“此处非说话之地。”
周伟龙哼了一声道：“那我们去办公室讲，我可告诉你，别给我耍花招。”
戴笠跟着周伟龙走进了办公室，反手插上门闩，周伟龙吓了一大跳，从腰中拔出手枪，道：“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戴笠不慌不忙地道：“我跟你一样，是校长的一名学生。”
周伟龙大惊，道：“你到底要干什么？”
戴笠面无惧色地说：“一个堂堂的黄埔学生，怎么可以效命于一个反复无常、背叛中央的军阀，唐生智难道是中央的对手？他一旦失败，你怎么办？”
戴笠这席话正点在周伟龙的死穴上。周颓丧地坐在椅子上，他心里明白，唐生智根本不是蒋介石的对手，但自己已上了“贼船”，目前是骑虎难下，进退两难。
戴笠知道周伟龙已开始心动，趁势说：“伟龙兄，我念及你是黄埔校友，为你指一条明路：跟中央合作，策反部队投靠中央。唯有这样，你才有光明的前途。”
周伟龙思索片刻，诚恳地说：“我周伟龙是校长的学生，又何曾想与中央、与校长作对。可如今我该怎么办呢？”
戴笠大笑，伏在周伟龙耳边悄悄地说了一阵。
翌日，戴笠、贾金南二人带着重要情报，在周伟龙的护送下安全地离开了信阳城。
不久之后，周伟龙按戴笠的指点，与胡宗南的第一师第一旅配合作战，唐生智军队被击败，蒋军大获全胜。
蒋介石在官邸为戴笠举行庆功会，当众称赞道：“雨农搞情报万无一失！”不久，蒋提升戴笠为少校参谋，成了一名侍从副官，在军事委员会领导一个联络小组，负责情报工作。
由于情报工作突出，戴笠被蒋介石钦定为复兴社特务处处长。就任后，戴笠严肃家规，完善制度，健全组织，建立了严密的特务统治体系。暗杀杨杏佛即为他领导复兴社特务干的一次血腥罪行。
１９３２年３月８日，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在南京励志礼堂成立。蒋介石自任社长，并钦定戴笠为特务处处长。特务处设在鸡鹅巷５３号。在特务处成立大会上，戴笠首先严肃家规，宣布新起草的组织纪律条令：
“第一条：凡经过正式手续加入特务处的同志，不准脱离组织，不准请长假、不准辞职，要无条件地完成上级交给的工作任务，推卸不干或害怕困难畏缩不前者，按轻重予以制裁。”
“第二条：凡特务处工作人员，统一作息，白天工作８小时，夜晚２小时。有事外出一律请假。”
“第三条：午饭晚饭后，各一个半小时为自由活动时间，但不得走远，到时不归者由督察室处理。”
“第四条：特务处不准会客，不准泄露办公地址，通信用‘鸡鹅巷５３号’或‘程阁老巷３３号’转交，电话也要保密，家属偷打电话以违纪论处。”
“第五条：为了掌握组织，保守机密，防患中共，特设立督察室，由处长直接领导。督察室每周六根据各方面的督察报告，汇编成督察周报，作为星期一上午开会评选好同志的依据材料。”
在“公开掩护秘密，秘密领导公开”的方针下，戴笠先后控制了南京警察厅的调查科、杭州市警察局、浙江警官学校、京沪杭甬铁路警察总署等公开机关，为蒋建立了严密的特务统治体系。
上海是特务处活动的一个中心。戴笠在上海掌握的公开机关有上海市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大队、私立上海肇和中学、三极无线电传习所、上海警士教练所、上海招商局警卫组等公开单位。借助这些机构，特务处在上海放手进行活动。另外，借助杜月笙的力量，上海的警察组织与流氓组织结合起来，成为上海市的实际控制力量，警匪共治，构成了民国时期的一道奇观。
特务处各级特务组织和重要特务头目，都一律使用化名。戴笠规定特务处所属的各级组织之间，只准有纵的关系，不准有横的关系。这种方法虽然麻烦，有时甚至会发生自己人抓自己人的笑话，但它确使特工活动常常处于主动位置，具有相当大的优势，这也是戴笠的军统组织比蒋介石的其他特务组织能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表现出更高的工作效率的一个重要原因。它充分体现了戴笠的统御权谋。
特务处的编制十分庞大而严密，分内勤和外勤两大部分，内勤设“三科一股一总台”。“三科”指：情报科，唐纵任科长，主管国内外各方面情报、整理、拟订对策；行动科，科长由戴笠自兼，主管各种行动案件的执行和司法案件的处理，有权采取侦查、监视、绑架、暗杀、逮捕、监禁等行动，对敌对组织、敌对人物进行策反、潜伏破坏，同时，负责本处的警卫工作；总务科，科长徐人骥，主管经费、预算及本处财产、伙食及杂务管理。“一股”指督察股，柯建安为股长，负责对本处内外勤人员的监督检察、执行纪律，考查每个人的言行和勤惰，以作奖惩之依据。“一总台”指电讯总台，魏大铭为台长，主管各地无线电台的建立、收发报机制造维护、机务人员培训。还负责各种可疑电台的侦测、密电码的破译、无线电话的窃听等。
蒋介石与戴笠
外勤有秘密组织和公开机关两大块。秘密组织最高是区，其次是站和特别组，基本组织是组，组内设若干组员。区的秘密组织，由中心城市或几个省组成。站的秘密组织以省为单位，站址设在省会。特别组设在较为重要的城市，扩辖附近数县。公开机关，主要在三方面，一是全国陆海空三军中的谍报网，由郑介民主管，其公开身份是中央军委参谋部第二厅厅长，专司各种军主管谍报的参谋人员任用和培训、搜集军内情报和监视本部官兵言行。二是全国警察机关，由酆裕坤主管，其公开身份是内政部警政司司长，重要城市的警察厅（局）长都由复兴社分子担任。三是由黄埔学生组成的、由戴笠直接指挥的“委员长特别警卫组”，专门负责保卫蒋介石。
戴笠设立了督察制度来控制内勤特务。督察由政治可靠的特务秘密担任，他们对领导或同事进行秘密监视，随时将监视结果以绝密件直送督察室或戴笠。
对于秘密督察，特务们既恨又怕，称之为“特务中的特务”，但由于搞不清谁是秘密督察，往往互相提防与戒备，搞得人人自危，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戴笠对外勤特务的控制主要是连环控制法，即由书记或文书监视区长、站长等大特务，由译电员监视书记或文书，再由报务员监视译电员，报务员则用“台密”（电台专用密码本）向特务处总台报告监视结果。这样一环连一环，步步设防，控制严密。
１９３４年夏南昌机场大火案发生后，蒋介石一怒之下，撤销了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科长等职。邓文仪手下的１０００多名特务，全部并入特务处，并由戴兼任南昌行营调查科长，戴的实力大增。
在戴笠的领导下，复兴社特务干的第一次血腥罪行是暗杀杨杏佛。武昌起义爆发后，杨杏佛加入同盟会，投身民主革命。袁世凯上台后，他愤而赴美留学，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就读。１９１８年回国，先在汉阳铁厂会计处就职，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１９２４年到广东，任孙中山的秘书。同年１１月，随孙中山北上，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
１９２５年３月孙中山逝世后，他任总理丧事筹备处总干事，为筹办丧事、建造陵墓四处奔走，不遗余力。１９２８年，蔡元培创办了中央研究院，他担任总干事。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１７日，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发表宣言，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３０日，蔡元培、杨杏佛代表“同盟”，在上海华安大厦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同盟”正式成立，杨杏佛担任“同盟”的副会长兼总干事。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一个民主进步团体，它的宗旨在于支援为争取结社、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民权而进行的斗争。
杨杏佛与鲁迅
为成立北京分会，１９３３年春杨杏佛北上，希望此行能扩大“同盟”在全国的影响。到北平后，杨杏佛到处发表演说，并举行了一次大型的记者招待会，直言不讳，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招待会结束的第二天，北平、南京各大报纸纷纷报道了杨杏佛的发言，一时之间，群情激愤，南京政府陷入舆论狂潮的冲击。
蒋介石得此消息，大发雷霆。他急忙召来戴笠，见面就责问道：“雨农（戴笠字）啊，你怎么搞的，让你盯着宋、蔡他们，可他们却越闹越不像话，简直无法无天。”
“校长，学生办事不力，自知辜负了校长栽培。”戴笠诚惶诚恐地回答道。
“雨农，该—管—管—他—们—了。”蒋介石靠在沙发上一字一顿地说道。
戴笠跟随蒋介石多年，深知主子的心思：宋庆龄是国母，蔡元培是元老，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极负声望，要解决他们，干系太大，搞不好会众叛亲离，天怒人怨，必须除掉一个“适当”的人来威吓宋、蔡。他沉思片刻，说了三个字：“杨、杏、佛。”
“杨杏佛？”蒋闻言先是一愣，随即知晓了戴笠的意思，“好，雨农，我对你的栽培没有白费。”
戴笠领命之后，马上召来余乐醒，让他在上海做好准备工作。而正在此时，杨杏佛也从北平回到了上海。返沪后，他和儿子杨小佛搬到了中央研究院。
６月，戴笠亲临上海，布置行动。负责暗杀的，除了余乐醒、沈醉外，还有直接进行刺杀的特别行动组组长赵理君和他的手下：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组员李阿大、施芸之、过得诚。这几个人都是经验丰富、心狠手辣的杀手。
６月１４日，一切准备就绪后，赵理君派人给杨杏佛送去了最后一封恐吓信，信中只有一颗黄澄澄的子弹。
６月１８日，星期日。天未亮杨杏佛就起床收拾，准备与儿子小佛去大西路骑马场游玩。
约８时左右，当杨杏佛带着儿子小佛准备上车时，特务们便走近中央研究院大门准备动手。但杨上车后又下来了，特务们还以为杨已发觉，正想冲进去的时候，杨领着儿子上了另一辆汽车。当汽车徐徐驶出大门时，四支手枪同时朝着车内射击。
车夫胸部连中两枪，没来得及叫一声，便倒在了血泊之中。
杨杏佛听闻枪声，立刻知道了是怎么回事。一跃而起，将儿子压在身下。杨杏佛身上中了三枪，杨小佛腿上中了一枪，幸免于难。
杀手们见目的已达，便向停在附近准备接应的汽车狂奔，抢着上车。赵理君听到枪响，早已指使司机将车开动。一个杀手在慌乱中跑错了方向，等返回来再去追汽车时，车已离得很远。他一面跑一面大喊：“等一等我。”赵一看他还差好几丈，而这时附近警笛狂鸣，不能再停车，因怕他被捕后泄漏消息，立刻从车上向他发射一枪，仓皇中未能击中要害。特务们加足马力逃离现场。
这个杀手想挣扎着逃命，但四面都是闻讯而来的法国巡捕。他自知无法再逃，只好举枪自杀，却没有死去，结果被巡捕捉到，立刻与杨氏父子一同送往金神父路广兹医院进行抢救。
杨杏佛抵医院不久，即因伤重不及救治而逝世。凶手经急救之后，到下午即能说话了。在巡捕房追问下，曾说出他叫高德臣（参加军统后的化名），是山东人，来沪投亲……但未敢说出真实情况。
戴笠听到杨杏佛被刺身死的消息，十分高兴，但听到有人已被捕并说出了自己的化名时，非常气愤，马上通知在法租界巡捕房任华探头目的军统特务范广珍解决掉他。当晚，此人便也“重伤不治”而死去。第二天报纸刊出杨遇害经过时，都只提凶犯高德臣的名字，并说高在刺杨时因凶手四人相对射击，被同伙打中一枪才被捕去。２０日晚上，戴笠便很得意地回到南京，向蒋介石复命讨赏。
为掩盖罪证，转移视线，戴笠指使特务机关以“海陆军青年刺杀团”名义，在６月２７日的大美晚报上抛出一个捏造事实的声明，内称：
兹将杨案真相写清，以免误累无辜。杨氏前曾加入第三党，与丁演达先生情感雄厚，誓死为党中努力，始终不变。不料自入Ｓ军后，把党中组织情形，暗中报告蒋介石，致丁先生被蒋枪杀于下关。吾等同志誓为丁复仇，于本月十九日晨时九点多钟，吾等七人，伏藏亚尔培路，得杨氏外出，乘机行刺。当杨在汽车上，经枪弹数伤。吾等欲脱安计，分散各自而行。当枪声曝曝之音，而Ｌ同志向环龙路奔脱，法界巡捕视Ｌ同志有疑，遂开枪示威，然Ｌ同志亦反射数响，不幸脚部中弹，未能进脱，后将自带手枪向喉部追击两弹归命。闻公安部破获嫌疑犯两名，吾等遂召集同志开紧急会议，均平安无事，并议决经过情形写出登载。海陆军青年刺杀团同启。本团海陆空人才均有，而留美学生南洋华侨居多，当北伐时参加才不少其人。现本团召集旧同志于上海，待机当为国家驱除军阀卖国贼。本团同人白。六月二十三晚上。
这份“杰作”，不仅编造谎言，且多处文理不通，并将邓演达写作“丁演达”，将作案时间写作“１９日晨时９点多钟”，故意制造混乱。
“佩剑出鞘，鲜血淋淋。”在戴笠的追杀下，继而报界巨子史量才喋血杭州博爱镇。戴笠还安排大特务沈醉监视宋庆龄，并谋划将宋撞残，幸而此计没有得逞。还有许多爱国民主人士也受到复兴社特务们的监视、迫害。
西安事变爆发后，戴笠勇入“虎穴”，与蒋同生死。在张学良的保护下，戴笠在西安有惊无险。他的西安之行让蒋颇为感动，从此备受恩宠，成为蒋介石旗下的重要一员。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西安与南京之间的通讯突然全部中断。戴笠连续不断地向西安的秘密电台呼叫，可对方均无回答。戴笠敏感地意识到大事不好。
午后一时整，戴笠接到军统局西安情报站站长江雄风的特急电报：“十万火急，南京戴先生亲译（绝密），据胡切悉：今天拂晓，张学良、杨虎城突然发动兵变，叛军包围了华清池，领袖已被挟持到新城大楼，生死难卜！江雄风敬叩。”
戴笠看完电报，魂不附体。
下午３点５０分，西安的电报正式到达南京：“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蒋介石被扣！”整个南京城沉浸在恐惧之中。
全体在京中央委员马上齐集何应钦官邸，召集临时常务会。会上，何应钦、戴季陶等人义愤填膺、痛切陈词，要求马上派飞机轰炸西安，逼张、杨交出蒋介石。但宋美龄强烈反对，“轰炸西安是置中正于死地，我决不能同意”。
自蒋介石被扣的消息传出后，戴笠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攻击。他心乱如麻，并没有表态。
复兴社里也乱成一团。大特务桂永清、贺衷寒、邓文仪等认为这次蒋介石只有死路一条，没有生还的可能。于是贺衷寒代表黄埔、复兴社向何应钦表示，在蒋蒙难期间，一致服从何的命令，集中一切力量营救蒋介石，不惜动用武力。
１２月２１日，蒋介石的外籍顾问端纳从西安飞抵南京，带回来消息说张、杨只是想让蒋介石接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请求。为救蒋介石的性命，宋美龄、宋子文决定随端纳一道去西安，劝说老蒋先答应张、杨的条件。
戴笠听到消息，也决定冒死赴西安一行。他知道此次去西安凶多吉少。东北军视自己为不共戴天之仇人，共｜｜产党更是把自己看作是蒋介石的御用工具。若蒋介石一命归天，他戴笠亦难逃一死。不仅东北军、共｜｜产党会杀掉他，国民党内部也时刻会有枪口对准他。
不过，他心里清楚，此去西安也有安全因素：
一是张、杨既然同意宋氏兄妹赴西安，那么事变就有和平解决的希望。
二是张学良与宋子文有姻亲关系，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又是宋美龄母亲倪桂珍的干女儿，张氏父子与宋氏兄妹关系非比寻常，有此两层关系，张必不至于加害宋氏兄妹。
三是自己与张学良是私交玩友，感情甚笃。张学良素重友情，颇讲义气，有古侠之风，想来不会将自己置于死地。
可真到下决心的时候，戴笠又犹豫起来。虽说有安全因素，但总归是凶多吉少。去，还是不去？戴笠日思夜想，但总下不了决心。突然，戴笠想起了把兄弟胡宗南。胡久在西北驻节，比较清楚张、杨的情况。戴笠当即给胡去电，请他决疑。
胡宗南很快回电，说蒋介石绝无生命危险，蒋介石不亡，岂有学生先亡之理？此去西安，是建“勤王保驾之功”的绝好机会。
戴笠茅塞顿开，终于决定赴西安一搏。
戴笠在西安留影
临行前，戴笠辞别家人、同事，大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
１２月２２日，戴笠随宋美龄、宋子文、端纳等从南京机场登机，直飞西安。一下飞机，戴笠就被单独带到一辆车上，大约半小时后汽车驶进了一座戒备森严的公馆。戴笠被关进了阴冷潮湿的地下室。戴笠万万没想到，还没见蒋介石表忠心，就要命丧黄泉。他在恐惧中度过了两天。第三天张学良来了，他一言不发，把一张纸递给戴笠。纸上八个大字“速杀戴笠，以绝后患”赫然醒目。下面是东北军将领签名，密密麻麻。戴笠顿时浑身冷汗。
他强作镇静说：“张将军，委员长蒙难，我是他的学生，又是部属，自甘赴汤蹈火，岂能苟且偷生？我若怕死就不会来。”
张学良神色缓和了许多。他缓声说：“雨农，你我相交甚好，我岂忍心杀你。我把你关在这儿就是为了保护你，不然十个戴笠也被杀了。”
张学良还告诉戴笠自己要负荆请罪，亲自送委员长回南京。
２５日下午２点钟，两架飞机先后从西安机场起飞，飞向南京。
回到南京后，戴笠念及张学良的不杀之恩，总是把西安事变的责任尽量往杨虎城身上推，想借此为张学良开脱。但因蒋介石强调“军纪国法”，一定要扣押张学良，戴笠无法，秉承蒋介石旨意，把张学良监禁起来，但在职权范围内，在生活上尽量给张方便。
当蒋介石得知他在押期间，复兴社的贺衷寒、邓文仪等，竟不顾他的安危，高喊“围剿张学良”，并拥戴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时，气得拍桌子大骂，撤去贺衷寒的军委会政训处长职务。从此，贺衷寒、邓文仪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
独有戴笠春风得意，蒋介石极为赞赏戴笠的西安之行。他在西安半月记中几次提到戴笠，称其“遇难呈祥”。后来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又提到戴笠一次，这使戴引为“不世殊荣”。当戴笠患盲肠炎住院时，蒋介石特地让宋美龄亲自去看望，这是蒋介石对心腹亲信很少给予的殊荣。更重要的是，蒋介石把自己的警卫工作也全交给戴笠负责，戴取代了王世和，掌握了蒋的警卫大权，戴笠完全取得了蒋介石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