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祖孜孜求治，日昃不遑。几务之余，犹有日课，其宫中日课记曰：“尝读商颂之咏成汤也，曰：‘圣敬日跻’。周诗之咏文武也，曰：‘缉熙’，曰：‘执兢’。其咏成王也，曰：‘夙夜基命宥密’。而史亦称大禹惜寸阴，盖古帝王未尝不终日乾乾夕惕若也。朕于宫中，未明求衣，辨色而起。则命讲官捧书而入，讨论义理，是典学者为一时。出御宫门，则群工循序奏事，朕亲加咨度，是听政者为一时。已而阁臣升阶，朕与详求治理，咨诹军国者久之。若夫宫禁之务，各有攸司，廷臣退，乃裁决焉。既事竟，罢朝。宫中图籍盈几案，朕性好读书，丹黄评阅辄径寸，辨别古今治乱得失。暇或赋诗，或作古文，或临池洒翰，以写其自得之趣。止此数事，已不觉其日之夕矣。及宫中燃烛，玉漏初下，则省一日所进章疏，必审其理道之安而后已。要非夜分，不就宴息也。如是者岁率以为常。夫禹汤、文武、成王之德，自揣乌能企及，而不敢懈逸之心，或者其庶几焉。因为记自勖，以比于盘铭之义云。”
注解
日昃不遑：过了中午也不休息。昃即太阳偏西。几务：即机务，指政务。圣敬日跻：语出诗经·商颂：“汤降不迟，圣敬日跻。”意为有道德的人圣明恭敬，令人日益敬佩。文武：即周文王和周武王。周文王即姬昌，周族领袖，建国于岐山之下，西周王朝奠基者。周武王即姬发，周文王之子。他继承父亲遗志，灭掉商朝，建立西周王朝。缉熙：语出诗经·大雅·文王：“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歌颂周文王光明正大。执兢：语出诗经·周颂·执兢：“执兢武王，无兢维烈。”是说周武王勇猛刚强。成王：即周成王姬诵，周武王之子。他在周公辅佐下，巩固了西周政权，加强对地方的控制，迎来周王朝的繁盛。与其子周康王姬钊在位时期合称“成康之治”。夙夜基命宥密：语出诗经·周颂·昊天有成命：“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基：谋划。命：政令。宥密：宽仁宁静。是说周成王朝夕理政，宽仁宁静。大禹惜寸阴：语出晋书·陶侃传：“（陶侃）常语人曰：‘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是说大禹珍惜时间。乾乾夕惕：又作“朝乾夕惕”，语出周易·乾：“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形容一天到晚勤奋谨慎，没有一点疏忽懈怠。乾：乾乾，自强不息；惕：小心谨慎。阁臣：即大学士。临池洒翰：指运笔写字。玉漏初下：形容晚上到来。玉漏：更漏的美称。自勖：自勉。盘铭之义：语出礼记·大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汤：即成汤，商朝的开国君主。盘铭：刻在器皿上警醒自己的箴言。
译文
圣祖康熙治国从不懈怠，太阳西斜也不休息。处理政务之余，每日还有自己的功课。他的日课中说：“曾经读诗经·商颂歌颂成汤说：‘圣明恭敬，令人日益敬佩。’大雅等歌颂周文王说：‘光明正大’。周颂歌颂周成王说：‘勇猛刚强’。又歌颂周成王说：‘朝夕理政，宽仁宁静’。”史书上也说大禹珍惜光阴，看来古代帝王未尝不是每日勤奋谨慎不敢疏忽懈怠的啊。朕在宫中，天不亮就要穿衣，天微明就起床。命令讲官捧书而入，与其讨论义理，此时朕是一名学者。从内宫出来，群臣按顺序奏事，朕亲自加以裁夺，此时朕是一位听政者。然后大学士拜见，朕和他们共同商议军国大事。至于宫内事务，各有部分负责，大臣退下之后，再行裁决。这些事完成后才能退朝。宫中图书众多，朕喜欢读书，加以评阅的史籍动辄数寸，以考辨古今治乱的得失。闲暇之时或者赋诗，或者作文，或者运笔写字，以求自得之乐。等这些事完成，太阳已经落山了。在夜晚来临，宫中点亮蜡烛之时，就审阅一天所上奏的奏疏，一定要处理完成才行，不到午夜不能休息。每年每日都是这种工作节奏，已经习以为常。像夏禹、商汤、文王、武王、成王他们的品德，自觉不能企及，然而自己努力勤政不敢懈怠的心思，或者已经如同这些圣王一样了。写下这些话以自勉，就像盘铭一样时刻警醒自己。”
评语
清朝皇帝是以勤政而闻名的。这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都是很少见的。康熙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呢？从康熙自叙来看，他每日天不亮就起床，先是攻读早课，学习经典，然后上朝处理政事。退朝后又读书写字，毫不懈怠。待天黑之后还要审阅奏章，直到深夜才能休息。即使闲暇之时，所作的也是赋诗作文、临池洒翰等文墨消遣，丝毫不见笙歌宴饮之乐。而这样的生活并不是一日两日，而是长年累月地坚持。即便如此，康熙仍不敢懈怠，他以上古圣王为榜样，见贤思齐，希望能够实现大治。康熙还曾说过：“世人皆好逸而恶劳，朕心则谓恒劳而知逸。若安于逸，则不惟不知逸，而遇劳即不能堪矣。故易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由是观之，圣人以劳为福，以逸为祸也。”只有勤劳政事，才能实现政局安逸，如果帝王一味追求安逸，遇到紧急状况也难以应对，到时只会更加疲惫。这样的认识，也值得我们借鉴。明朝皇帝大多慵懒不堪，有的皇帝甚至几十年都不上朝。与此相比，清朝皇帝的勤政实在难能可贵。可以说，清代自康熙开始，能够实现持续康、雍、乾三代的盛世图景，与皇帝勤政不无关系。
政归简易，民生自遂
康熙四年，广东总督卢崇峻，奏请政归简易，以端治原疏。略曰：“臣窃以为国之大利，在于政治简易；国之弊，在法令烦多。何也？夫法令一多，则内外衙门，在大官惟成例是遵，每多查驳之烦。在有司惟功令是畏，有不遑救过之虑，岂能计及民生之休戚，而施抚字之仁耶？且因丛迫之际，以致左右作奸，则民生愈受其困矣。若政治一归简易，则大小臣工，各有暇豫之精神，衙门各役，莫施鬼蜮之伎俩。是害不除而自绝，利不兴而自溥，不必求遂民生，而民生自遂。故古来止颂宽大之为美政，未闻以文法之烦为善治也。夫一法立，则一弊生，故法愈多，而弊愈滋。夫滋弊缘于法多，则救弊惟在减法，有不辨而自明者矣。向来立法之密，其意在于除弊安民。奚知弊反从此而滋，民又从此而扰乎！”
注解
卢崇峻：汉军镶黄旗人。曾任广东总督、山陕总督。有司：官吏，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故称有司。不遑：无暇，没有闲暇。抚字：对百姓安抚体恤。暇豫：闲暇。鬼蜮：害人的鬼和怪物。溥：普及，普遍。遂：顺心，如意。
译文
康熙四年（１６６５），广东总督卢崇峻进呈政归简易、以端治原的奏疏，大略为：“臣以为国家最大的利处在于政治简易；国家最大的弊处在于法令烦多。为什么这么说呢？法令一多，那么内外衙门职位高的官只有一心遵守惯例，每每增加查驳文案的麻烦。而相关官吏只畏惧法律命令，就无暇纠正过失的担忧，怎么能顾及到百姓的喜乐和忧虑，而施行爱养百姓的仁政呢？况且因为丛迫之际，以致于左右作奸犯科，那么民生会陷入更加艰难痛苦的困境中。如果政治全部归于简易，那么大小官员各有闲暇的精气神，衙门里的各位当差也都不能施行鬼蜮的伎俩。这样祸害不用去除就会自行灭绝，利益不用振兴而自行普及，不必追求民生如意，而民生自己就会如意。所以自古以来只歌颂宽大是美政，没听说将繁琐的文法作为善政的。立一部法就会产生一个弊处，所以法越多弊处就越来越多。弊病的滋长起源于法律繁多，那么拯救弊病惟在减少法律，这是不用分辨就能自己显明的道理。向来设立严密的法律，其用意在于除弊安民。怎知弊病反而从此滋长，百姓又因此受到骚扰啊！”
评语
卢崇峻的奏疏秉承无为而治的思路，以为法多则弊滋，弊滋则民扰。他建议康熙减省法律，以除弊安民。在今天看了来，卢崇峻的想法未免过于简单，但也并非没有可取之处。上级的指令过多，确实容易导致下级疲于应付，无暇顾及民生。“治大国若烹小鲜”，要掌握火候，调好佐料。政府的指令既不能过头，又不能缺失。政府应当遵守法律制度，减少行政干预，相信群众智慧。让行政服务民生，而不是包办民生。
尚德缓刑，教化为先
康熙九年，圣祖谕礼部曰：“朕惟至治之日，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其时人心醇良，风俗朴厚，刑措不用，比户可封，长治久安，茂登上理。盖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务末也。近见风俗日敝，人心不古，嚣凌成习，僭滥多端，狙诈之术日工，狱讼之端靡已。或豪富凌轹孤寒，或劣绅武断乡曲，或恶衿出入衙署，或蠹棍诈害良民。萑苻之劫掠时闻，仇忿之杀伤叠见。陷罹法网，刑所必加。诛之，则无知可悯；宥之，则宪典难宽。念兹刑辟之日繁，良由化导之未善。朕今欲法古帝王尚德缓刑，化民成俗，举凡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生命。以上诸条，著通行晓谕八旗，并直隶各省府州县乡村人等，切实遵行。”
注解
至治之日：安定昌盛、教化大行的时世。亟：通“极”，边界，准则。刑措不用：置刑法而不用。比户可封：差不多每家每户都有可受封爵的德行。嚣凌：依仗权势欺凌他人。僭滥：借豪势横行霸道。狙奸：狡诈奸猾。凌轹：欺凌。恶衿：卑鄙恶劣的读书人。蠢棍：侵蚀损害他人的恶棍。萑苻：芦苇丛生之处。因其中易隐藏盗贼，又引申为盗贼。孝弟：即“孝悌”。儒家道德规范之一。即孝顺父母，敬爱兄长。雍睦：和睦。八旗：是清代满族的社会组织形式。清太祖努尔哈赤创立，初建时设四旗：黄旗、白旗、红旗、蓝旗。后改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并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合称八旗，统率满、蒙、汉族军队。皇太极继位后又创建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其编制与满八旗相同。
译文
康熙九年（１６７０），康熙告谕礼部说：“朕以为安定昌盛的时世，不以法令为准则，而以教育感化为先。那时的人心醇朴善良，风俗质朴诚厚，刑措不用，比户可封，长治久安，茂登上理。因为法令能禁止一时，而教化则可以维持久长，如果只依靠法令，而不施行教化，是舍本逐末。最近见到风俗日益凋敝，人心没有古人醇厚，仗势欺人成为习俗，霸道之人四处横行，狡诈奸猾的道术日益精巧，狱讼种类的没有止境。或有豪强富人欺凌孤独贫寒，或有卑劣乡绅武断乡里，或有鄙恶文人出入官场，或有蠹虫恶棍欺诈良民。时常听到劫掠的盗贼，经常见到忿恨的仇杀。他们陷入法网，必须予以严惩。诛杀他们，则觉得他们无知可怜；宽恕他们，则法典难以宽容。感叹这些刑罚日益繁重，实在是因为教化引导不够完善。朕现在想效法古代帝王崇尚道德轻缓刑罚，教化民众的习俗。条列如下：敦勉孝悌以尊重人伦，笃劝宗族以和睦乡里，和谐乡党以平息诉讼，重视农桑以富足衣食，崇尚节俭以爱惜财用，兴隆学校以端正士人风气，废黜异端以宣扬正统，宣讲法律以警示愚顽，申明礼让以丰厚风俗，操持本业以安定民心，教育子弟以禁止胡作非为，平息诬告以保全善良，惩处逃犯以避免株连，缴纳钱粮以减省催收租税，联合保甲以消弭盗贼，解除仇怨以尊重生命。以上诸条，布告八旗子弟和直隶及各省府州县乡村，切实遵守执行。”
评语
以上是著名的康熙“圣谕十六条”，是康熙教化民心、齐整风俗的基本纲领。顺治帝入主中原立足未稳，就已开始注意建立良好的社会价值体系，他曾照抄明太祖朱元璋的“圣谕六条”作为教化民众的准则。至康熙时，清政权逐渐稳固，经济得以恢复发展，康熙在此基础上加以修订，推出了“圣谕十六条”。“十六条”的文字精当，内容全面，影响也十分久远。雍正二年（１７２４），又颁布了圣谕广训，多达万言，并要求地方定期宣读。为宣讲圣谕，又出现了许多解说圣谕广训的白话文本。这一制度直至清末仍在执行，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
国家致治，崇尚宽大
康熙九年，圣祖谕吏部等衙门曰：“国家致治，首在崇尚宽大，爱惜人才。俾事例简明，易于遵守，处分允当，不致烦苛，乃符‘明作’、‘惇大’之治。向来各部院衙门，俱定处分条例，业已颁行。但其中款项太多，过于繁密，以致奉行者，或以胶执为守法，或以苛索为详明，或例所未载，援引比附，轻重失宜，徒据成规，罔原情理。大小各官，稍有过误，动触文网，虽具才能，弗克展布，深为可惜。著部院各衙门，将见行处分条例，重加订正，斟酌情法，删繁从简，应去应留，逐一分别详议具奏。”
注解
处分：措施，决策。‘明作’、‘惇大’之治：语出尚书·洛诰：“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是说睿智处事就会成功，敦厚宽大成就宽裕之德。胶执：固执。克：能够。
译文
康熙九年（１６７０），康熙告谕吏部等衙门说：“国家要实现大治，首要在于崇尚宽大，爱惜人才。使事例简明，易于遵守，措施公允得当，不至于烦琐严苛，才符合‘明作’、‘惇大’的要求。一直以来各部院衙门共同制定的政策条例已经颁行，但这些条例条款太多，过于繁密，以至于奉行者有的将固执当作守法，有的将严苛当作审慎明敏。若遇到条例没有记载之事，就援引比附以致轻重不分，处置失当，墨守成规，不顾情理。大大小小的官员，稍有过错失误，就会触犯文网，虽然具备才能却不能施展，实在非常可惜。命令各部院衙门将现行条例措施重新加以订正，斟酌情理法规，删繁就简，应该去除或是保留，逐一分别详细讨论后上奏。”
评语
尚德缓刑、宽大舒缓是康熙的治国思路。这条圣谕是康熙九年（１６７０）对吏部官员传达的，直到康熙统治晚年，他仍坚持这一治国思路。康熙五十年（１７１１），他告谕大学士说：“督抚大吏办事，当于大者体察，不可刻意苛求。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治天下之道，以宽为本。”康熙五十三年（１７１４），他又告谕大学士等人说：“治国之道，莫要于宽舒。”康熙九年（１６７０）的圣谕针对的是政府官员，要求去除限制人才发展的法律条例。康熙五十年（１７１１）的圣谕针对的是地方百姓，强调督抚要宽仁待民。康熙五十三年（１７１４）的圣谕则将宽舒之策提高到治国之道的高度。但是康熙的宽大，并非毫无原则，而是讲求宽而有制，正如他在讲筵绪论中所强调的一样，“每思人君承天子民，时育万物，自当以宽厚为根本，始可成敦裕之治。但不可过于纵弛，所贵乎宽而有制耳。”
丁忧守制，以防兵乱
康熙二十四年，四川提督何博疏请武官照文官例离任守制。圣祖谕大学士等曰：“孝者，治天下之本，理应丁忧。且武官久任非宜，在昔唐朝藩镇，骄蹇跋扈，皆由久典兵权故耳。丁忧之例既定，自不致久任矣。”又谕曰：“武臣久握兵权，原非良法，前令提镇陛见，亦此意耳。设要地岩疆，当需才之日，何妨临时酌议。况丁忧有关孝道，何分文武？其令画一，定议具奏。”
注解
何博：康熙时官员，先后历任山东提督、四川提督、陕西提督。守制：古代官员的父母或祖父母死去，官员必须停职守制的制度。丁忧期间，丁忧的人不准为官，如无特殊原因，国家也不可以强招丁忧之人为官。以二十七月为满，谓之丁忧守制。如遇特殊原因国家强招丁忧之人为官，称为“夺情”。藩镇：藩是保卫，镇指军镇。封建朝廷设置军镇，本为保卫自身安全，但结果往往形成对抗中央的割据势力。唐代安史之乱后，曾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藩镇长官节度使，久握兵权，造成藩镇强大，互相争战的局面，使中央集权严重削弱。提镇：清代提督与总兵的合称。提，指提督；镇，总兵的别称。陛见：臣下进见皇帝。清代规定，外省大臣应三年一次前往京师陛见。岩疆：边远险要之地。
译文
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四川提督何博上疏，请求武官按照文官之例进行丁忧守制。康熙告谕大学士等说：“孝道是治理天下的根本，武官照理应当实行丁忧守制。并且武官不适宜在一个地方任职过久。昔日唐朝藩镇割据，节度使骄蹇跋扈，都是因为长久掌握兵权的缘故。丁忧守制的制度一旦确定，就不会造成武官久握兵权的局面。”又告谕说：“武官久握兵权，本来就不是好事，之前命名地方提督和总兵定时觐见，就是为了防备此事。如果出现边关险要之处需要武官镇守的情况，到时临时商议也无妨。并且丁忧之制与孝道有关，何必区分文武不同？应该实行一样的制度，你们讨论完成后一并上奏。”
评语
作为帝王，如何处理与手握重兵的地方武官的关系，是一件十分棘手的问题。对于地方武官来说，越是战功赫赫，越有功高震主之危。对于帝王来说，既要倚仗武官安边拓土，又得时时提防他们图谋不轨。作为一国之主，帝王自然不希望自己的卧榻之上有他人安睡，于是每每屠杀功臣，造成君臣相残、兔死狗烹的历史悲剧。唐代设置节度使的初衷本是维护国家边境安定，但也造成了节度使拥兵自重，尾大不掉。唐代晚期陷入藩镇割据的窘境，最终造成国家分崩离析。康熙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巧妙借孝道之名，强令武官丁忧守制，避免武官久典兵权，而影响国家安定。
于民有益，才是根本
康熙三十九年，湖广总督郭琇陛辞，奏曰：“皇上命臣选奏丈量地亩官员，有武昌道庄搢衡，永郴道董廷恩，长沙府知府王益增三人，才堪委任。但湖南民稀地广，所以民或不能完课，遂致逃避者有之。清丈之后，则钱粮似较前差减矣。”圣祖曰：“约减几何？”郭琇奏曰：“大约减十分之二。”圣祖曰：“果于民有益，所减虽倍于此，亦所不惜。若不清丈，以荒田著落他人，征收钱粮，有累穷黎，断不可也。此事綦重，保奏丈量官员，尔具奏来，照所请行。”
注解
郭琇（１６３８１７１５）：字瑞甫，号华野，山东即墨人。清朝康熙年间著名的官官，廉洁清正，勤勉干练，不计私利，弹劾权奸，被称为“铁面御史”。官至湖广总督。著有华野疏稿。陛辞：臣下离开京城时，谒见皇帝，向皇帝辞行，称陛辞。綦重：极其重要。
译文
康熙三十九年（１７００），湖广总督郭琇向康熙辞行，上奏说：“皇上命臣挑选负责丈量土地田亩的官员，有武昌道庄搢衡，永郴道董廷恩，长沙府知府王益增三人，才能可以委任。但是湖南地广民稀，所以有的百姓不能完成赋税，导致有因此逃避赋税者。田亩清丈之后，钱粮收益比丈量前减少了。”康熙问：“大约减少多少？”郭琇上奏说：“大约减少十分之二。”康熙说：“如果果真于民有益，所减少的即使两倍于此，也不可惜。如果不清丈田亩，以荒田强加于百姓，然后征收钱粮，导致穷苦百姓受累，断断不可。此事极其重要，你所保奏的负责丈量土地的官员，尽管全部上奏，都按照你的请示执行。”
评语
湖南地广人稀，如果强行按照田亩征税，会加重人民负担，以致出现抛荒现象。康熙以为，清丈土地后，要按照实际情况征收赋税，即使赋税有所减少，只要于民有益，也是值得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康熙的爱民之心。
安静无为，体恤下情
康熙四十二年，圣祖召大学士等谕曰：“观近日南方风景，民间生殖，较之康熙三十八年南巡时，似觉丰裕。大约地方督抚安静而不生事，即于民生有益。倘徒恃才干，不体下情，以此争先出众，民必受其殃矣。所以朕于扈从人等，恐其生事，时廑于怀，诸事惟务谨慎，不时严禁。倘朕欲将州县官员日加驱使，未为不可，所以不忍为者，亦因体恤微员耳。今总督、巡抚能如此体恤者甚少。”
注解
扈从：随从。时廑于怀：心中时常担心。廑：同“勤”，担心，忧虑。
译文
康熙四十二年（１７０３），康熙召见大学士等告谕曰：“朕看到近日南方的民生风景，人民的生产置业比康熙三十八年南巡时感觉要丰裕一些。大约地方督抚安静无为，不生事端，就对民生有益。如果只凭恃才干，不体下情，只顾自己政绩，百姓必然受其祸害。所以朕对身边随从人员十分担心，唯恐他们扰民生事，要求他们做事一定谨慎，不时严加约束。朕倘若将州县的官员每日加以驱使，未尝不可。之所以不忍这样做，也是因为体恤下层官吏。现在总督、巡抚能如朕一般体恤下情者很少。”
评语
康熙十分注意体察下情。在出外南巡时，特别叮嘱地方督抚要清静无为，不生事端，与民休息。他要求督抚不能不顾民生盲目追求政绩，营造虚假繁荣。康熙又提到自己对随行人员的态度，他严格要求身边工作人员，防止他们借帝王威仪在地方滋生事端。康熙以自己为例，告诫地方要员不仅要时刻为民着想，也要为底层官员着想。
有错必改，有令必行
康熙五十二年，圣祖谕大学士等曰：“朕自幼与旧时大臣同理国事，至十三岁亲政。颁恩诏时，有奏误赦一人者。大学士李霨奏云：‘业已误矣，听之便。’朕曰：‘宥人听其误犹可也，若杀人听其误可乎？’李霨喜极涕零。奏云：‘圣谕诚可昭垂万世，臣甘待罪。’曩朕与辅政大臣等共理政时，红批已发科钞之事，常有取回换本改批发出者。冯溥为给事中，奏云：‘凡事在内当即详定，已批出者不可反汗。’遏必隆、鳌拜皆粗卤，即欲罪冯溥。朕以红批奏章，所关甚要，冯溥言是。因于本上批奖之，自此遂无取回之事。”
注解
李霨（１６２５１６８４）：字坦园。顺治四年（１６４７）成进士。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加户部尚书、太子太傅、太子太师。著有心远堂诗集等。宥：宽宥，饶恕。曩：以往，从前。红批：皇帝在奏章上用朱笔所书的批示名“红批”。科钞：文书处理制度。奏章由皇帝红批之后，由六科值日给事中赴内阁领出，分别传抄有关衙门执行，称作科钞。冯溥（１６０９１６９１）：字孔博，号易斋。清顺治三年（１６４６）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著有佳山堂集，在清初文坛上据有重要地位。给事中：即六科所设掌印给事中，负责辅助皇帝处理奏章。反汗：号令如同汗水，汗出即不能收回。后以反汗代指反悔食言或收回成命。遏必隆（？１６７３年）：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早年跟随皇太极征战，屡立战功。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年），与索尼、鳌拜、苏克萨哈并受顺治帝遗诏为辅政大臣。康熙惩治鳌拜，遏必隆受到株连获罪，后复官。鳌拜（？１６６９）：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以战功封公爵。康熙即位，受命为辅政大臣。专横擅权，结党营私。康熙亲政后，在武英殿智擒鳌拜，革职拘禁，不久病死。
译文
康熙五十二年（１７１３），康熙告谕大学士等说：“朕自幼与旧时辅政大臣一同处理国事，至十三岁亲政。在颁布大赦诏书时，有人上奏说误赦一人。大学士李霨上奏说：‘既然已经误赦，就听其所便吧。’朕说：‘宽宥人时听任其错误尚且可以，如果杀人时也听任其误，能可以吗？’李霨喜极涕零，上奏说：‘您的圣谕真可以昭垂万世，臣甘愿待罪受罚。’从前朕与辅政大臣等人共理朝政时，已经朱批完毕发放有关部门抄写执行之事，常常有被取回换本重新改批发出的。时任给事中冯溥上奏说：‘凡事在内阁就应当详细讨论确定，已经批出的法令不可以反悔收回。’遏必隆、鳌拜都是粗鲁之臣，想借此怪罪冯溥。朕以为红批奏章决定的事务关系都十分重大，冯溥所言极是。于是在朱批上褒奖冯溥，从此之后再没有将红批取回修改之事发生。”
评语
常言道：“天子无戏言”，皇帝要说话算话，不能出尔反尔。皇帝的一言一行都可能作为法令永垂后世，因此言语行动要慎之又慎，要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说话算话并不意味着犯错后死要面子，不加改正。天子更应该谦虚谨慎、有错即改，才能使天下臣民信服。如果制定好的法令没有过错，则要坚决做到有令必行，不能反复无常。康熙统治早年，受到鳌拜等辅政大臣的牵制，自己的政令常不能加以执行。冯溥的奏言必然得罪鳌拜等人，因此他们想借此怪罪冯溥，康熙则坚决予以维护。康熙此举，一方面是坚持了有令必行的原则，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此事打压辅政大臣，夺取统治权力。
因地制宜，随人之性
康熙五十二年，谕曰：“各方水土不同，种桑止宜江浙，北方气寒，不能养蚕。人之不习水土亦然，南方人不能居口外，犹口外人不能居南方。然以理论，则皆同，此谓性相近也。”
五十三年，圣祖问学士关葆曰：“尔曾居蒙古一年，用汉人之道，可治蒙古否？”关葆奏曰：“不可。”圣祖曰：“拂人之性，使之更改，断乎不可。譬如陕西、江南百姓，令其易地而居，则不但彼处田土，此不能耕，此处器械彼不能用，即水土亦多不服。惟天赋忠孝之性，无有异同，虽穷荒僻壤，亦有至忠至孝之人，不可以地论也。”
注解
口外：即张家口以北的地区。口指张家口。习相远：语出论语·阳货：“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人先天具有的纯真本性。性相近即人的本性相互接近。习：后天养成的习性。习相远即后天养成的习性差异很大。
译文
康熙五十二年（１７１３），上谕说：“各个地方水土不同，桑树种植只适宜江浙，北方天气寒冷，不能养蚕。人民也同样不习水土，南方人不能在张家口外居住，就像张家口外的人民不能居住在南方一样。二者理论相同，这就是所谓性相近。”
康熙五十三年（１７１４），康熙问学士关葆说：“你曾在蒙古一年，用治理汉人的方法，能够治理蒙古吗？”关葆上奏说：“不能。”康熙说：“扰乱人的天性，使其更改，断乎不可。譬如将陕西、江南的百姓易地互换，则那处的田土这处的人不能耕种，这处的器械那处的人也不能使用，即使是百姓本身也多有水土不服的。但上天赋予的忠孝之性，并没有不同，即使是穷荒僻壤之所，也有至忠至孝之人，不可以因地域妄加否定。”
评语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是童蒙读物三字经开篇的文字，语出论语·阳货。其中的道理并不深奥，但将其化为治国治民的方法，却并不是每个统治者都能想到的。作为地方官员，为任一方应当造福于民。但一些官员到异地做官，却未必能够成功。他们不反思自己为政是否有过失，反而往往将原因归结到“穷山恶水出刁民”。其实一部分原因是他们不能适应当地的社会生态、文化氛围，不能因地制宜，所以难以有所作为。康熙相信人性本善，以为“天赋忠孝之性，无有异同，虽穷荒僻壤，亦有至忠至孝之人，不可以地论也”。时至今日，在一些人的观念中，地域歧视仍然非常严重，康熙的话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