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字卓如、任甫，号任公、饮冰子，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学者、政治评论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首，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生平
早年事迹
梁启超１８７３年２月２３日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幼年时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他聪颖过人，“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１８８４年中秀才。１８８９年中举人，被誉为“岭南奇才”。１８９０年入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购得瀛环志略，始知世界有五大洲各国。同年８月，拜南海康有为先生为师。１８９１年入读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自称“生平知有学自兹始”。１８９５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与康有为等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起“公车上书”。后主笔于万国公报宣传变法维新，协助康有为创办“强学会”。并担任广学会总干事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中文秘书。１８９６年离京抵沪，与黄遵宪等筹办时务报，梁启超任总撰述，汪康年任总经理。撰写变法通义等书并在时务报上连续发表，影响巨大。１８９７年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赴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开民智、伸民权。１８９８年“百日维新”开始后，光绪皇帝于７月３日召见梁启超，命呈变法通议，授六品卿衔，令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１８９８年９月２１日，戊戌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
海外流亡
１８９８年１０月１６日梁启超抵达日本东京；康、梁抵日后不久，孙中山等即想与之建立联系，但遭康有为拒绝；１２月２３日，梁启超在横滨创办的清议报出版；该年冬，梁启超撰写戊戌政变记，陆续刊登在清议报上。１８９９年３月，康有为离开日本前往加拿大；其后，孙中山等多次与梁启超接触，商谈两党合作；１２月３１日，梁启超离开日本抵达檀香山。１９００年初，清政府再命各省严拿康、梁；梁启超忙于保皇会与勤王起义事宜；其间，与他的英文翻译何蕙珍女士产生了一段“夏威夷之恋”；４、５月间义和团在京津迅速发展，英、法、德、奥、意、日、俄、美八国决定联合出兵，６月清政府与各国宣战；７月２０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建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简称“保皇会”）；７、８月间唐才常策划、发动自立军起义，梁启超由檀香山急速返回中国；自立军起义事败，梁启超经香港前往新加坡与康有为会面，后应澳大利亚保皇会邀请前往澳大利亚；１９０１年春，梁启超再到日本；著南海康先生传，开办广智书局；１２月２１日清议报停刊。１９０１年６月，发表立宪法议一文，主张君主立宪。１９０２年初（正月初一），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在横滨出版；２月至７月，梁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民说；创办的新小说，发表新中国未来。在居留在日本的期间学习日语，他从明治日本的思想受到了影响。例如，为向上举的新民说有福泽谕吉和徳富苏峰的非常影响。通过明治日本吸收西欧的思想，为清末年轻人他发新的思想。
梁启超
１９０３年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邀请赴美洲游历，先后抵达温哥华、纽约、波士顿、华盛顿、费城、匹兹堡、圣路易、芝加哥、西雅图、旧金山、洛杉矶，后经温哥华前往日本横滨，此次游历长达八个月，在华盛顿期间还拜会了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和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返日后撰新大陆游记刊登于新民丛报；是年，饮冰室文集第一次结集出版。１９０４年清政府特赦戊戌党籍，但康有为、梁启超二人仍未宽免。
１９０５年１１月２６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创刊，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论战，此后革命党和保皇党的论战日益激烈。１９０６年，梁启超代为清政府出洋考察的五大臣起草考察各国宪政报告，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梁启超表示支持。１９０７年１０月，梁启超在东京建立“政闻社”，期望推动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但后因遭清政府查禁而告解散。１９０８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逝世，梁启超生活困难，以读书、著述为业。１９１１年清政府责成袁世凯组阁，任梁启超为司法副大臣，梁辞而未就。同年作中国六大政治家，将张居正与管仲、商鞅、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同列。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告中华民国成立，梁启超结束流亡生活，９月２８日离开日本返回中国。
辛亥革命后他回到中国。回国后，梁启超曾任民主党首领，后民主党、共和党与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他被选为理事。１９１３年进步党熊希龄组成“人才内阁”，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１９１４年“人才内阁”仅存在五个月便宣告解散，梁启超辞去司法总长职务，任币制局总裁。１９１５年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进行猛烈抨击。其后梁启超与爱徒蔡锷策划武力反袁。１９１５年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１９１６年梁启超经越南赴两广参加反袁斗争。当时他老师康有为也一起反袁。１９１６年６月袁世凯在全中国人民的反对声中退位，不久病死。从进步党中演变出“研究系”，梁为领袖。１９１７年，张勋联合康有为等保皇党人率领军队攻入北京，迎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复位，史称“张勋复辟”。梁启超跟从段祺瑞于天津马厂誓师讨张，康梁师生关系破裂。１９１７年７月段祺瑞内阁成立，梁启超任财政总长，与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签订续善后借款１０００万日元合同；９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１１月，段内阁下台，梁启超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１９１８年年底梁启超被徐世昌总统委派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赴欧，促进山东问题的解决。此次欧洲之行，梁启超了解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社会，思想有所转变。１９２０年梁启超回到中国后，以开始集中精力从事传统文化的推广和民主研究的活动，该年清代学术概论脱稿。１９２１年梁启超在天津南开大学主讲中国文化史，在京、津多所学校先后七次讲演。１９２２年梁启超赴各地讲学；１０月起，在南京国立东南大学（１９２８年更名中央大学，１９４９年更名南京大学）讲授先秦政治思想史一学期；同年中国历史研究法出版。１９２３年梁启超在清华学校（１９２８年更名清华大学）讲学。１９２４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出版。１９２５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并担任京师图书馆馆长。
１９２６年梁启超忽患便血病，丁文江建议他入协和医院治疗，３月１６日，刘瑞恒为梁启超割去右肾一枚，但病情末获改善。后又拔牙七颗，病情依旧。后检查发现为医疗事故，功能正常的左肾被切除，不正常的右肾仍留在体内。但梁启超考虑到当时西医刚进中国，并考虑到协和当时作为国内西医权威的声誉，没有声张。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９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５７岁。
故居纪念馆与墓地
在广东江门和天津都保存有梁启超的故居并建有梁启超纪念馆。
广东江门的梁启超故居位于江门新会会城镇茶坑管理区，这里是梁启超的诞生地。该故居建于清朝光绪年间，为一座青砖平房，占地面积１５５平方米。故居于１９８９年被定为广东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２００１年故居扩建为“梁启超纪念馆”。纪念馆由莫伯治设计，主体为一座两层中西合璧风格建筑，前部分为具有欧陆风格的白色拱型设计，后部分是岭南风格的仿古建筑，建筑面积１６００平方米。故居大院中央还竖有梁启超铜像，由林敦厚父子设计。纪念馆内有梁启超生平事迹展。
天津的梁启超故居位于原天津意租界内（今天津市河北区民族路４４号），毗邻的还有位于河北路４６号的梁启超书斋——“饮冰室”。这两所住宅是民国初年梁启超购买空地所建。故居建于１９１４年，为意式两层砖木结构楼房，建筑面积１１２１平方米；饮冰室建于１９２４年，为浅灰色两层洋楼，由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设计，建筑面积近千平方米。天津市政府于２００３年将故居和饮冰室扩建为梁启超纪念馆。纪念馆以故居作为展室，展示梁启超生平事迹。书斋“饮冰室”作为复原陈列，再现了梁启超生前的工作、生活环境。
梁启超墓今位于北京植物园东环路东北的银杏松柏区内。墓地总面积近两公顷，东西分为墓园和附属林地两部分。墓园由梁启超之子建筑学家梁思成设计。１９７８年２月２４日梁启超子女梁思庄、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梁思礼将墓地全部无偿转交给北京植物园。
梁启超的思想
梁启超不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改革家，同时也是新闻史上重要人物，对中国早期报刊政论文有巨大贡献。他从事报刊活动２７年，一生创办领导报刊１７种，被誉为“言论界之骄子”。创时务文体，中国早期新闻学者戈公振在新闻学撮要中评价：“我国报馆之崛起，一切思想的发达，皆由先生启其端”。梁认为报刊的功能是：“去塞求通”，其两大天职是“监督政府”、“向导国民”。其办报四大原则：“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正”、“报道确而速”。健全舆论五本：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宣传艺术：浸润法、煽情法。他主张报刊在启迪民智方面的重要性，大力彰显报纸的“第四种权力”的社会地位，主张言论自由。梁启超新闻自由思想来源于西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新闻自由基础之上。但和西方监督政府的新闻自由不同的是，梁提倡的改良主义政治倾向使得他民主自由思想的阐述少了必要的大前提，和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全盘否定传统、追求自由平等的“新青年”思想产生了矛盾。
但是经过更加仔细的研究可以发现，梁启超在游欧前的文化取向与新文化运动主流是基本一致的。归来后梁启超增加了反省现代性的思想，就与新文化运动主流派产生了求同存异的关系。所谓求同，就是认同新文化运动彰显的关注新青年、支持青年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主张思想解放和精神自由。所谓存异，就是对于“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一新文化的精神有新的见解，他主张对西方学说也不能盲从，反对“科学万能”论，将西方反省现代性的视角引入中国；反对全盘否定传统。
在新闻业务和新闻伦理方面，梁启超先后提出了许多著名的理论。梁曾经在蒙学报·演义报合叙中说：“故教小学、教愚民，实为今日救中国第一义”，足见他对报刊启迪民智功能的重视。梁后期主持的报刊在编辑和版式上对中国报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丰富了我国报刊编辑业务的内容。在新闻伦理方面，他提出记者不仅要业务精湛，还要以道德作为判断依据，这些职业道德理念对现今记者仍有很大的意义。
作为“舆论界的骄子”，梁启超无愧为中国新闻思想的第一人，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梁启超在发展新闻报刊事业的同时，过分强调了报刊的政治功能，而忽视了新闻自由作为普通民众所拥有的自由权力之一的社会功能。
率真与诚恳的个性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信徒、助手，但他们还是分道扬镳了；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他拥护过袁世凯，也反对过袁世凯。对此，梁启超说：“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中国古代的史官为了给后代留下“信史”而不惜杀头：梁启超毅然拒绝袁世凯的重金收买，而写出了揭露窃国大盗恢复封建帝制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１９２５年阴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请梁启超出席证婚。梁启超反对他们“使君有妇”、“罗敷有夫”之间的恋情，也规劝过徐志摩。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梁启超答应出席证婚。但在婚礼上梁启超却对徐志摩、陆小曼用情不专厉声训斥，滔滔不绝，使满堂宾客瞠目结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给学生留点脸面吧。”
梁启超手迹
梁启超真诚得宽容。１９２６年３月８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点黑，诊断为瘤。手术后，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梁启超却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梁启超真诚得有趣。黄苗子著世说新篇，其中有梁启超写序，文曰：“蒋百里先生为著名军事家，但在文化上亦极有贡献。他留德归国后，曾写了洋洋五万言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梁启超阅后大为赞赏，蒋便请梁为此书作序。不料梁文思泉涌，序成也是五万字，觉得不好意思，便加写一短序，而把长序改为著作出版，反过来请蒋百里作序。”
两次被“掌掴”
章太炎曾在杭州的诂经精舍里师从经学大师俞樾专治朴学（俞樾即后来著名学者俞平伯的祖父）。１８９４年甲午中日战争的炮声把年轻的章太炎从故纸堆中惊醒。同年康有为主导“公车上书”。次年激进的章太炎就从杭州寄去了十六元钱要求加入康有为在上海创办的“强学会”，在上海期间，他认识了很多维新界的人，如谭嗣同，唐才常，并有幸结识了康门的首席大弟子也就是后来跟他闹得不可开交的梁启超。
擅长笔墨的章太炎曾在梁启超主持的维新派报纸时务报中担任编辑。但是不久因章太炎发表了多篇反满清的文章，梁启超秉承师意拒不发表，章对此不悦，后因对孔教存有不同看法而发冲突。因康有为自视甚高，将孔子比作素王，而自名长素，也就是长于孔子，他门下的弟子多自名超回、秩赐、胜参等，自称水平超过颜回、曾参。章太炎看不过去，一日饮酒数杯对众人称，“所谓长素奈何以衣冠拜索虏”，此言一出引得康梁门人发生肢体冲突，梁启超率数人至章处问罪。章太炎一时怒起，以掌掴梁启超两记，众人扭打因之决裂。
陈少白
一次梁启超追随康有为逃日本避难，恰孙中山也在内。中山以康梁亦为满清压迫，经此惨祸当能自省，乃请人约见。但康有为等人却坚持以“大清子民”为念，要死保光绪帝，将孙中山看作是乱党，拒绝合作。但随着孙中山的反满主张在日本华人中影响日益壮大，康为拉拢孙中山的部下派梁启超等人前去协商合作。但梁等人竟要求孙中山放弃原来主张加入他们所谓的勤王运动，梁将孙中山、陈少白等人诓骗到他们的活动之处，忽然摆出香案祭出所谓光绪的衣带诏要孙中山等人叩拜。孙当然拒绝，梁却指使众人不让他们走，陈少白大怒，一把抓住梁启超的衣领轮起左臂就是一记耳光，打得梁踉跄几步几乎摔倒，接着一脚踢翻香案扯碎衣带，曰：“我乃堂堂炎黄子孙，岂做奴才拜此小丑，尔辈甘为满洲奴者，可鄙！”吓得康党众人皆退。
传奇的婚恋
梁启超的生活中，主要有李惠仙、何蕙珍和王桂荃等几位女性。
闺中良友李惠仙。１８８９年（清光绪十五年），梁启超１７岁。在当时广东的最高学府学海堂苦读４年后，他参加了这一年的广东乡试，秋闱折桂，榜列八名，成了举人。
主考官李端棻，爱其年少才高，将堂妹李惠仙许配与他。惠仙比梁启超长４岁。两年后，二人完婚。
次年夏天，梁启超偕夫人李氏南归故里。
梁家世代务农，家境并不宽裕，新婚不久的梁启超夫妇只好借用梁姓公有的书室的一个小房间权作新居。广东的气候溽热难当，这使久居北方的李惠仙很不适应。这位生于官宦之家、从北京来的大小姐，并没有嫌弃梁家的贫寒，她看中的是夫君的才华。梁启超的生母赵太夫人早已仙逝，继母只比李惠仙大两岁，李惠仙仍极尽孝道，日夜操劳侍奉，深得梁家喜爱，在乡里也博得了贤妻良母的美名。
“百日维新”失败后，慈禧命令两广总督捉拿梁启超的家人。梁家避居澳门，逃过了一场灭门之灾。梁启超只身亡命东瀛，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流亡生涯，李惠仙成了整个梁家的支柱。在几个月内，梁启超给她写了六七封家书，高度赞扬她在清兵抄家时的镇定表现，鼓励她坚强地活下去，并告诉她读书之法、解闷之言，万种浓情凝于笔端。有一封信这样写道：南海师来，得详闻家中近况，并闻卿慷慨从容，词声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
后两人在日本得以重聚。李惠仙既温良又贤惠，不仅在生活上关心照顾着梁启超和他的家人，在事业上对梁启超也有不少的帮助。
梁启超生于广东，普通话说不好，为此曾吃过不少亏。戊戌变法初期，梁启超已名噪京城，光绪帝久闻其名。但在召见他时，因梁启超不谙普通话，彼此难以交流，光绪帝大为扫兴，结果只赏了他个小小的六品衔。这也促使梁启超痛下决心学好普通话。李惠仙自幼长在京城，普通话说得自是流利。自她来日本后，梁启超便请夫人教他学习普通话。夫妻二人，妇唱夫随，不消多时，梁启超的口语水准大有长进，在社交场合就得心应手了。
梁启超与李惠仙一向敬爱有加，做了一辈子夫妻，只吵了一回架，梁启超却为此悔恨终生。在李惠仙弥留之际，他对大女儿梁思顺剖白了自己的愧疚心情：“顺儿啊，我总觉得你妈妈的那个怪病，是我们那回打架打出来的，我实在哀痛至极始终不忍说。现在忍不住了，说出来想把自己的罪过减轻一点。”
１９２４年９月１３日，李惠仙因不治之症溘然而逝。梁启超写下了一篇情文并茂的祭梁夫人文。文曰：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於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
天涯知己何蕙珍。１８９９年年底，梁启超应康有为之请，赴美国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一日，檀香山一位加入保皇派的侨商设家宴招待梁启超，引来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纠葛。梁启超进入何家大院，出迎的除主人外还有一年轻女子。她是侨商的女儿，叫何蕙珍，芳龄二十，从小接受西方教育，１６岁便任学校教师，于今已有４年，英文极好。因今天有西洋人参加宴会，由她做梁启超的翻译。宾主落座，何蕙珍便挨着梁启超坐下，不时有一股淡香飘入梁启超的心腑。多年来，除了妻子李氏外，他还没有与一个女子这样接近过。席间，何小姐颇为活跃，她广博的学识，不凡的谈吐，尤其是她对梁启超著述的熟稔，使在座者大感意外。整个宴会仿佛成了何小姐与梁启超的对语，而他们两人，也如相知多年的忘年交一般。席将罢，何小姐又将她在报上替梁启超辩护的文章原稿拿来给他看，并说：“这是我代先生笔战起草的英文中译稿，请先生惠存并予指教。”接过何小姐的手稿，梁启超吃了一惊，他多日的疑惑顿时冰释。原来，梁启超刚到檀香山时，到处奔走演说。清廷驻檀香山领事馆买通了一家当地的英文报纸，不断写文章攻击梁启超。梁启超心中不服，苦于不懂英文，不能回击，只好置之不理。不料此后不久，竟出现一桩怪事，另一家英文报纸上连载为梁启超辩护的文章，文字清丽，论说精辟。显然，作者对梁启超的经历和著述了若指掌，但文章未署作者姓名。今日真相终于大白，原来那些为自己辩护的文章，竟都出自眼前这位华侨小姐之手。临别时，何蕙珍含情脉脉言道：“我十分敬爱梁先生，今生或不能相遇，愿期诸来生，但得先生赐一小像，即遂心愿。”数日后梁启超践约将照片赠予何小姐，何小姐亦投桃报李，回赠亲手织绣的两把精美小扇。梁此时已坠入情网，几近痴迷。不久，一位好友前来拜访梁启超，婉劝梁娶一懂英文的女子做夫人，说这样会给他的事业带来极大的帮助。梁启超沉思片刻，随即言道：“我知道你说的是谁。我敬她爱她，也特别思念她。但是梁某已有妻子，昔时我曾与谭嗣同君创办‘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不能自食其言；再说我一颗头颅早已被清廷悬以十万之赏，连妻子都聚少散多，怎么能再去连累人家一个好女子呢﹖”又过了数日，何小姐的英文教师宴请梁启超。席间见到何蕙珍，梁启超心情极为复杂，不敢触及敏感话题。倒是何蕙珍落落大方，谈吐自如。分手之时，何小姐说：“先生他日维新成功后，不要忘了小妹。但有创立女学堂之事，请来电召我，我必来。我之心唯有先生懂。”世上难道还有比这更直接的表白吗﹖梁启超心醉了。他不忍再待下去，轻轻说了声“珍重”，便连忙离去，其情景有如逃奔。他在理智上克制了自己，但内心深处的感情却不能自欺。这期间，他陆续写了２４首情诗，以记述对何蕙珍的赞美、思念和无奈之情，把对何蕙珍的深深爱慕融入诗篇之中，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
颇愧年来负盛名，天涯到处有逢迎；
识荆说项寻常事，第一知己总让卿。
梁启超不愿把这件事绕开自己的结发妻子。他在１９００年５月２４日的一封家书中，把檀岛奇遇说与李惠仙知。在信中，他煞费苦心地讲述对何蕙珍的态度，表示自己忍痛做出“万万有所不可”的决定。李惠仙读了梁启超的信，自然气恼，她给梁启超写了一封回信，大意是说：你不是女子，大可不必从一而终，如果真的喜欢何蕙珍，我准备禀告父亲大人为你做主，成全你们；如真的像你来信中所说的，就把它放在一边，不要挂在心上，保重身体要紧。李惠仙要把问题交给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去处理，因为她知道梁父是决不会同意他娶小的。夫人此举让梁启超着了慌，他急忙复信，求妻子手下留情，并再三向夫人表白，对何蕙珍已“一言决绝，以妹视之”。信中说：此事安可以禀堂上﹖卿必累我挨骂矣；即不挨骂，亦累老人生气。若未寄禀，请以后勿再提及可也。前信所言不过感彼诚心，余情缱绻，故为卿絮述，以一吐胸中之结耳。以理以势论之，岂能有此妄想。吾之此身，为众人所仰望，一举一动，报章登之，街巷传之，今日所为何来﹖君父在忧危，家国在患难，今为公事游历，而无端牵涉儿女之事，天下之人岂能谅我……任公血性男子，岂真太上忘情者哉。其于蕙珍，亦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已。梁启超最终以理智锁住情感，结束了这场苦恋。促使他做出这种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形势急剧恶化，斗争十分残酷，他已没有时间沉溺于儿女私情。后来，在梁启超任民国司法总长时，何蕙珍又从檀岛来北京，欲与之结秦晋之好。但梁启超只在总长的客厅里招待何蕙珍，她只好怏怏而返。李惠仙病逝后，何蕙珍也从檀岛赶来，但梁启超仍然婉辞。梁启超的这一做法，对何蕙珍来说似乎有点薄情，以至何蕙珍的表姐夫、京报编辑梁秋水也责备梁启超“连一顿饭也不留她吃”。
神奇“小妾”王桂荃。据革命逸史所记，李惠仙与梁启超结婚时，还带来了两名丫环，一个叫阿好，一个叫王来喜，王来喜即王桂荃。阿好脾性不好，又不听使唤，不久便被梁家赶出了家门。而王桂荃则聪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妇的喜欢，家中事务甚至财政都由她掌管。１９０３年她成为梁启超的侧室。对于这桩婚事，大概是考虑到有悖一夫一妻制的主张，梁启超从不张扬，尽量讳避。他在信中提到王桂荃时，多称“王姑娘”、“三姨”或”来喜”。只是在１９２４年，李惠仙病重，王桂荃又怀上小儿子思礼，适值临产时，梁启超在写给好友蹇季常的信中，首用“小妾”之称。但是，梁启超所有的孩子对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们管李惠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梁思成后来回忆他小时候的一件事时说，有一次他考试成绩不好，李惠仙气急了，用绑了铁丝的鸡毛掸子抽他。王桂荃吓坏了，她一把把梁思成搂到怀里，用身子护着他。当时李惠仙还在火头上，收不住手，鸡毛掸子一下下地抽在了王桂荃的身上。事情过后，王桂荃拉住梁思成，用很温和、很朴素的话教育他，让他好好读书。
在复杂的政治激流中，梁启超的思想经历了巨大的转变，他头脑中描绘的政治蓝图也由君主立宪制完全转变为民主共和制。１９１５年袁世凯复辟后，梁思礼他又站出来反对帝制。梁启超始终追随着时代的步伐，肩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而使他始终无后顾之忧的，则是在他背后默默支持他的两位夫人。在李惠仙、梁启超去世后，留给了王桂荃９个孩子。在这之后的岁月里，王桂荃一人照顾全家上下，梁家的孩子们从王桂荃的身上学得了更多的勤奋。梁氏的９个子女多从事科学工作，并涌现出三位院士：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在１９４８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的前身）首届院士，航天专家梁思礼１９９３年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１９６８年，８５岁的王桂荃，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与世长辞。她是中国寻常女性的缩影，但她又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女人。“文革”后，梁家的子女们，在梁启超与李惠仙的合葬墓旁种下了一棵母亲树，立碑纪念这位培育了数名栋梁之材的平凡母亲。
总结
晚清诗人黄遵宪评价梁启超时说：“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不错的，梁启超的确是一位具有开天辟地之功的人物，他在戊戌前追随康有为，大力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戊戌政变后，流亡国外，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更加热情地宣传资产阶级文化思想，致力于开通民智的“新民”工作，这都促使他立意使文学成为思想启蒙的工具。因此他成为诗文小说戏曲革命的全面倡导者。而就其创作实绩来说，贡献最为突出、影响最为广远则在“文界革命”方面。他所创造的“新文体”散文，以比较通俗而富有煽动力的文字承载新思想，使他成为“新思想界之陈涉”。
此外，梁启超在学术研究方面，涉猎广泛，学贯中西，囊括古今，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可谓是位全能全知似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