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照亮中国的一束光——蒋筑英

2015-03-31 16:23:35 发布 | 4459字

中国光学界的开拓者

蒋筑英

将筑英,浙江杭州市人,1938年8月生于贵州省贵阳市。解放后,他曾和其他孩子一样在红旗下幸福地成长。1954年,他的父亲因历史问题被错判劳改入狱,年仅15岁的他承受了精神上和生活上的巨大压力。但他从不怨天尤人,仍努力学习以报答祖国,1956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他在北大期间,学好专业课的同时还掌握了英、俄、德、日、法五门外语。由于家庭困难,蒋筑英靠助学金完成了学业。大学期间十个寒暑假,他有八个是在图书馆度过的。

1962年夏天,蒋筑英面临毕业。毕业前夕,母亲一再来信,要他回杭州或上海工作,以便照顾家里。他是长子,深知母亲的苦楚,也知道家里的艰难,但他更热爱祖国的光学事业,他决心在光学专业方面继续深造,以更好地报效祖国。于是,他写信说服了母亲,只身来到远离家乡的东北长春,考取了中国光学专家王大珩招收的研究生。

在当时,国外光学传递函数理论已开始应用于生产实践。这是应用光学的理论课题,也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基础技术,而中国在这个科研领域还是一块空白。王大珩所长根据科学的发展和国家建设的需求,为蒋筑英选定了这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蒋筑英开始在崎岖的小路上奋勇攀登了。

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要克服重重难关。有的伙伴在巨大的困难面前却步了。蒋筑英说:“科学研究的道路本身就是不平坦的,不会一帆风顺。居里夫人把自己关在小木屋里,节衣缩食,废寝忘食,四年之后才发现镭。我们还没搞到一年呢。要打起精神,继续干!”

他们经过700个日日夜夜的努力,在1965年设计并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日本学者村田和美参观之后,惊异地说:“想不到中国这么早就研制出了这样高精度的装置。你们应当把它报道出去,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的才能。”

此后,蒋筑英又在光学传递函数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要成果,发表了十篇学术论文;先后解决了国产镜头研制工作中许多关键性技术难题;编写了彩色电视变焦距镜头技术标准方法,设计了中国第一台电子分色机的分色特性及镀膜要求。在颜色光学方面,蒋筑英发表了五篇学术论文,其中显像基色坐标变动对彩色电视复现的影响一文,被列为国内确定荧光粉色度值标准的参考文献之一。蒋筑英在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之后,还撰写了关于摄影物镜光谱透过率这一论著,对中国电影、电视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他的研究成果使X光射线的检测精度达到一根头发丝的十万分之一,以其高超的水平和独创性,受到同行们的高度评价。这些科技成果对我国光学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乐于助人,淡泊名利

在蒋筑英身上,人们所看到的,不仅是强烈的事业心和出众的才华,而且是高洁无私的襟怀和一颗赤热的心。

翻译外文资料时,遇到对别人有用的资料,他常常另纸译出,誊写清楚后送给研究有关课题的同志。仅四室的同志就收到过他送上门的译文资料九篇。为方便大家查阅资料,他跑到图书馆主动帮助编书目,又到情报室帮助编辑了光学设计与检验资料索引。他还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大量文献卡片送给情报室,供大家查阅资料时使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光学资料不好查找,他设计了一个书目编排方案寄去。对一些宝贵的资料,只要是别人有求于他,他立即慷慨地贡献出来。在生活中,蒋筑英也总是无私地帮助别人。妻子曾说他“什么活儿你都揽,谁的事儿你都管,吃饭走路你都嫌浪费时间”,却唯独没有时间关心一下自己的身体。腹痛难忍时,妻子让他上医院,他也总是一推再推。

在蒋筑英的办公室里,经常有人来找他,无论是分内事还是分外事,他总是有求必应,乐意帮助别人,因此,人们称他为“不管部长”。他勤奋好学,掌握英、德、法、日、俄五种外语,但他尽量让自己的知识为更多的人服务。

在科学研究中,他也总是无私地帮助别人。他曾一遍又一遍地帮助年轻科技人员修改论文,有时连标点符号都一一校正。可是他从不让署他的名字,甚至在前言中提到他曾给予帮助,也全被他亲笔删去。他与别人合作搞科研,总是工作做得多,荣誉却让给别人。他认为“做人要正直,要多为别人着想”。

他对别人的事那么关心,可是对自己的事却很少考虑。1979年,所里学术委员会根据他的才能和贡献,准备破格提升他为副研究员。他知道后,主动向领导陈述自己的意见:“所里许多老同志学术造诣比我深,贡献比我大,这样的机会应当先让给他们……”所里分房子,按照分房规定,他可以分到三室一厅的新房,蒋筑英却找管房的同志要求:“给我两间行不行?我的孩子不太大,眼下两间就够了,把宽绰的房间让给更需要的人。”

两次出国,省钱买仪器

1979年,所里派他去西德进修。在国外学习期间,他省吃俭用,尽可能地节约用钱。一起工作的外国朋友请他吃饭,他不能不去,但是,他不能回请人家,因为上饭店太贵,他舍不得。于是,他发挥自己的特长,做饭请客。他做的中国菜,外国朋友吃了都连连称赞:“顶好!”半年时间里,蒋筑英的确省下了不少钱,按说,是应当发点“洋财”了。但是,蒋筑英首先给所领导写信,问所里需要买什么器材?领导回信说,你在国外很辛苦,需要加强营养,不要给所里买什么东西。一位朋友劝他:“你该给家里买台彩电。”蒋筑英回答说:“我也真想买台电视机,不过,买台黑白的也就可以了。”回国的时候,蒋筑英用节省下来的外汇给所里买了一台英文打字机、一部录音机、19台电子计算器和一些光学器材部件。剩下的钱,则全部交给了所里。

1981年,蒋筑英第二次出国。所里派他去英国和西德验收进口机器。他自带了一大包四川榨菜,决心从自己口里抠出更多的外汇,给所里增添更多的光学器材。他就是这样,时时想着国家、集体,想着自己的科研工作。

是蒋筑英不需要钱吗?不。多年来,蒋筑英全家一直过着比较清苦的日子,他与妻子的定情物仅仅是四尺蓝布。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他才第一次穿上的确良衣服。但是他从不叫苦,从不向组织上提出申请补助,在生活上总是按最低标准去做!

那么,是什么力量使蒋筑英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干劲和饱满的生活激情呢?蒋筑英曾说过:“一个人的生命是短促的,但党的事业是永存的。”为了党的事业,他甘愿献出自己的一切。这正是他长期以来奋斗不息的一根精神支柱。

甘做国家的一块铺路石

蒋筑英心中的大事、小事千万桩,忙完了这桩又忙那桩。所里的老同志说他是“永动机”。他却把自己比作“铺路石”。他时刻为国家着想,为他人着想,很少想到自己。他的门牙脱落了,抽不出时间去镶;身体有病,也不肯抽时间上医院去诊治。他的身体一天天消瘦下去,腹痛也越来越厉害。他的爱人多次催促,他老是说:“等明天吧。”

蒋筑英性格直率,不善于说大话。他把对祖国、对人民的爱都融入到自己的工作中。他总是急国家之所急,有一次,吉林省一些部门进口了一批光学器材,商检部门请他帮助检验产品质量。他和同志们用自己设计制造的测量装置对进口镜头仔细进行检查,发现这批锃光瓦亮的洋玩意儿质量上存在严重问题,便写出详细的书面报告交由有关部门去交涉。国家因此免遭十多万元的经济损失,也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荣誉。蒋筑英所在的研究所筹建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试验室,他提出只进口几部主要的仪器设备,其余由自己制造。仅此一项就为国家节省资金十多万元。

中国熄了一束光

其实,他在逝世前的一个多月,身体已经很虚弱了,肝区经常疼痛,眼睛的巩膜也显得有点发黄。他常用手按着肝区照样工作、研究。同志们和妻子催他去医院检查,他总是笑着回答说,有工夫一定去。但直到逝世前,他都没有去检查。

1982年6月,在蒋筑英生命的最后四天里,他收拾了新建的试验室,修好院里被破坏的柏油路面,帮助同事家里修理下水道,又忍着腹部的疼痛到成都替一位家有急事的同事出差。飞抵成都的当晚,他就召集验收组的人员开会直到深夜11时。次日一大早,他换乘两次公共汽车,步行了三段路程到达某工厂,忍着病痛开展工作。6月14日深夜,他因腹痛难忍被送进医院。医生诊断他长期积劳成疾,患有化脓性胆管炎、败血病、急性肺水肿等多种疾病。

医生在进行最后的抢救手术时,发现他患有多种疾病:肿瘤导致胆管狭窄、化脓性胆囊炎、败血症、急性肺水肿……面对这样的病人,连医生都惊异地说:“病情这么严重的人还能坚持工作,真是难以想象啊!”

因抢救无效,他于6月15日下午5时3分去世,终年43岁。

当天晚上,北京友谊宾馆二楼一个房间的电话铃骤然响起,传来了一个不祥的消息:“蒋筑英在成都病危!”这意外的消息,使长春光机所所长、68岁的光学专家王大珩惊呆了。他放下话筒,顾不得叫电梯,就直奔五楼找人问情况,并马上给成都挂电话,请求竭尽一切力量抢救。但是,电波传出的却是哽咽的痛苦声音:“筑英已经于17时3分逝世了。”王大珩潸然泪下,紧握双拳敲击着自己的太阳穴,连声说道:“从何谈起!从何谈起!中国科学院刚决定把光机所领导重担加给他的时候,他却离去了……”

蒋筑英与恩师王大珩

噩耗传到长春光机所内,无论是科技人员还是工人都悲痛万分。大家流着泪收拾他的遗物,只见办公桌里整齐地放着2100多张文献资料卡片,那是他多年心血的积累。办公桌上,放着他近期完成的手稿:有为长春光机所30周年写的光学检测三十年回顾;有对今后工作的安排设想——1982—1990年建立光学检验和像质评价实验室规划:有为即将召开的全国测试会议和全国无色光学玻璃国标修订会议准备的发言材料;有光学学报、光学机械等杂志、刊物送来请他审阅的稿件;有他自己从外文资料中选译下来的十多篇翻译稿;还有年轻技术人员请他帮助修改的论文……面对这一叠叠密密麻麻写满文字的手稿,谁能计算出蒋筑英每天有多大的工作量?又有谁相信他突然离去了呢?

光机所的一位副总工程师听到蒋筑英逝世的消息,泪水流湿了面颊,悲痛地说:“蒋筑英的心里总是装着事业,装着他人,就在他到成都出差的头天晚上,他还带着工具来帮我修下水道。得到过他的帮助的,岂止是我一家呢?”

光机所党委书记听到蒋筑英的噩耗后,痛惜地说:“蒋筑英又红又专,他全力以赴、夜以继日地拼搏工作,一心要加快祖国光学事业的发展,这样忘我为公的人,怎么能走呢!”

一粒种子落进沃土

蒋筑英的离世引起了当时知识界的普遍关注,作家冰夫在一首诗里这样写道:你也许会说/你毕生研究光探寻光的秘密/以光照亮共和国绚丽的彩图/你翻译英德法日俄五种文字/却常为科研所的同人甘尽义务/蒋筑英,你并未离我们远去/你的生命正在祖国事业中延续/如果说你是平凡中的英雄/不如说你是一粒种子落进沃土/我听见风在歌唱云在飞驰/浩浩乎神州一株株挺立的大树!

蒋筑英死后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国务院追授他为全国劳动模范。聂荣臻元帅称赞他是“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2009年9月,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解放军总政治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中,蒋筑英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