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
刘志丹（１９０３—１９３６），原名刘景桂，字子丹。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军卓越的３６位军事家之一，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刘志丹于１９２１年考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曾任学生会主席，组织领导学生运动，同军阀井岳秀等封建势力做斗争。１９２４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天，奉党的命令，入黄埔军官学校。大革命时代，刘志丹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政治处长等职，积极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奔走于湖北、安徽、陕西等省，从事组织起义的工作。１９２８年，与其他人一起组织渭南华县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组织了西北反帝同盟军，任副总指挥及参谋长，后来，反帝同盟军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刘志丹历任副总指挥、总指挥等职。１９３２年成立红二十六军，刘志丹仍负领导责任。１９３５年秋，红二十六军与红二十五军会师，成立第十五军团，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这年秋天，刘志丹受到机会主义分子诬陷，被关押起来。毛主席、党中央到达陕北，刘志丹才得到释放，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北路军总指挥、红二十八军军长等职。１９３６年４月，刘志丹率部队东征，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光荣牺牲，时年３３岁。
生平
刘志丹１９０３年１０月４日出生在陕北保安县金汤镇。６岁时，随母亲到金汤镇北三十里的山村志家楼子沟，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刘志丹的祖父是清朝拔贡，秉性刚直，喜欢打抱不平，对刘志丹影响很大。
刘志丹
“追求真理，救国救民”是刘志丹一生的夙愿。他从青少年起，就对除暴安良的英雄人物十分崇敬。特别是“五四”运动后，他在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下，崇尚科学民主，反对封建压迫。他生长在贫瘠落后的陕北，亲眼目睹了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凄惨景象，对旧中国的黑暗状况十分不满，立志救国救民，决心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社会。
１９２１年，刘志丹从永宁县县立高等小学堂毕业后，进了离家五百里的榆林中学。时值“五四”运动之后，偏僻的陕北，也被新思潮的影响所波及。榆林中学是当时陕北二十三县唯一的一所中学，校长杜斌丞是位爱国人士。刘志丹入学后，正是魏野畴、李子洲等进步教师陆续来校任教之时，刘志丹深受他们的熏陶和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１９２４年榆林中学组织起学生自治会，刘志丹被选为主席。１９２５年他加入了青年团，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决心“为自己的信仰奋斗到底”。
青年刘志丹
１９２５年秋，刘志丹按照中共陕西党组织的决定，投笔从戎，和杨国栋等人由组织选派去黄埔军校学习，这是他军事生涯的开始。刘志丹毕业后，参加北伐，在东路军中工作，后又被派到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工作，任第四路军马鸿逵部党代表兼政治处长。
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深深地懂得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军队和领导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他说：“我们没有枪杆子，只靠笔杆子不行。结果人家一翻脸，我们就只有滚蛋。”这是他对大革命失败教训的深刻反思，也是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严重危害的深刻认识。从此，他更加坚信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为创建党所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战斗历程。
１９２７年夏，冯玉祥实行“清党”，将刘志丹等几十名共产．党员“礼送”出去。刘志丹费尽周折，抵达武汉，后经党组织安排，回到陕西担任省委交通，往返于上海和豫陕间，做秘密联络工作。
在“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陕西省委决定组织兵变，发动农民暴动，建立党领导的独立武装。１９２８年春，省委派刘志丹、唐澍、廉益民、吴浩然、谢子长等人前往驻洛南新编第三旅许权中（共产．党员）部准备起义。
组织领导渭（南）华（县）起义，是刘志丹创建革命军队的起点。１９２８年５月，他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同唐澍、谢子长等领导我共产．党控制的国民党军新编第三旅，与渭华地区的农民暴动队伍相结合，正式宣布起义，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
渭华起义是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我党在国内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具有重要影响。但是，由于敌我兵力悬殊等原因，起义军遭受重大损失，唐澍等壮烈牺牲，起义遂告失败。
刘志丹却毫不灰心，继续投入战斗。１９２８年冬，他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到达榆林担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
随后所在部开赴高塘进行改编，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刘志丹为军事委员会主席。革命军和暴动农民相结合，烧毁地主文约、没收地主粮食和财物，打击反动民团，惩治罪恶累累的劣绅，在渭南崇宁镇建立起陕西第一个苏维埃政权。
当时，陕北军阀井岳秀镇压工农运动，残杀共产．党员，气焰嚣张。特委书记主张只做点宣传工作，不搞武装斗争，甚至要党组织暂停活动。对此，身为特委军委书记的刘志丹竭力反对，他鉴于当时陕甘地区各派军阀正在竭力扩张势力，即于翌年四五月间在红石峡主持召开陕北特委会议，提出“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的重要思想。这是刘志丹为建立革命军队而提出的大胆创见。他积极主张进行武装斗争，提出武装斗争可以有“白色的”（国民党军队中做兵运工作）、“灰色的”（改造土匪武装）和“红色的”（建立人民武装）三种形式，决定以开展兵运为主，相机建立人民武装。
１９２９年春，刘志丹回到保安县，和曹力如、王子宜通过斗争，夺取了该县民团的团总职务。把一个本来反动的民团，改造为党掌握的一支武装力量。从１９２９年到１９３１年期间，刘志丹、谢子长利用各种关系，还先后打入陕甘边界一些军阀部队和民团进行兵运活动。
刘志丹在兵运中，出生入死，累建奇功，成为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但他认为这并不是根本办法。他说：“利用军阀是暂时的，利用军阀以公开名义是搞不成的，准备好了条件，我们就单独去搞。”
１９３１年９月，“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刘志丹把南梁地区的游击武装，连同分散活动在合水、庆阳山区的民间武装改编为党所直接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亲自担任总指挥，并成立了中共队委会。按照古田会议的精神，对这支部队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教育和改造，使之不断成长壮大为一支活跃的革命武装力量，为尔后组建正规的红军和开辟革命根据地创造了重要条件。
后来，根据省委指示，刘志丹领导的部队与杨春远、师诸杰、杨琪等领导的部队会合，阎红彦、吴岱峰率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大队突破黄河天险进入陕甘，刘志丹和谢子长按照陕甘省委的指示，与吴岱峰、阎红彦一起将晋西游击大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总队，对外暂称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后任总指挥），与谢子长率部转战陕甘边，创建革命根据地，学习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开辟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
１９３２年２月１４日，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５月，刘志丹为总指挥。他指挥游击队积极发展游击战争，开辟了以旬邑、正宁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
同年１２月２４日，经整编的游击队正式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这是陕甘地区建立的最早的一支正规红军，是进行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骨干力量。
刘志丹手迹
当时，任二十六军政委的中央特派员，执行王明“左”倾错误政策，指责刘志丹、谢子长等人为“游击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剥夺了他们的指挥权，致使部队被敌人前堵后追，全被冲散。
１９３３年夏天，王泰吉率领耀县起义军余部，陈学鼎、张帮英带领耀县游击队，先后进入照金根据地，８月中旬成立了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１０月，刘志丹由南山脱险回到照金，即被任命为副总指挥兼参谋长。１１月后历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参谋长、师长，率部北上庆阳、合水，与地方武装相互配合，开展游击战争。
１９３４年１月，刘志丹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２月，陕甘宁三省的国民党军队，对陕甘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发动了第一次反革命围剿。敌十倍于我，形势异常紧张。刘志丹指挥红二十六军主力，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采取避强打弱的战术，寻机歼敌，九战九捷。
在第二次反围剿中，刘志丹立足战略全局，缜密地分析了敌情，制定了集中主力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的方针，首先打击刚刚入陕的高桂滋部第八十四师。他认为：高部是围剿陕北根据地的主力，但他人地生疏，没有同我军作战的经验，更不善于山地作战，集中兵力首先打退其进攻，对于巩固和发展陕北根据地，乘胜打通与陕甘边根据地的联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高桂滋与陕北军阀井岳秀矛盾很深，难以协同作战，便于我军利用矛盾，各个击破。
刘志丹命令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主力北上陕北，与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协同作战；留下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一部就地开展游击战争，骑兵团相机向外线游击；地方游击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活动，牵制和打击敌人。于是，形成了主力红军与游击队相结合、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相结合，主攻方向与牵制方向相配合，外线作战与内线作战相配合的阵势，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他还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亲自担任总指挥，加强对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由于战略决策正确、部署和指挥得当，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而且，同时实现了把陕甘、陕北连成一片的战略意图，游击区扩展到三十多个县，根据地人口超过百万，主力红军发展到五千多人。由于西北红军的英勇奋战，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北上。当时这个全国仅存的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的落脚点。
５月，刘志丹任中共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同年秋任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后兼任军政干部学校校长，与军校政委习仲勋、常务副校长吴岱峰一起亲自编写军事教育大纲、政治工作训令等教材，分批训练各级干部和战斗骨干。
刘志丹总结以往经验，认识到根据地应同时成立几个，以互相支援，粉碎敌人进攻，促进革命发展。他提出“狡兔三窟”的设想，拟建立陕北、陇东、关中三个游击根据地，以南梁为中心，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此后，红二十六军在刘志丹的领导下不断发展，逐渐开创出陕甘革命根据地。
西北红军第二次反围剿取胜时，正是中央红军长征快要到达陕北的时候。蒋介石为了使中央红军无立足之地，于８月间，又发动了对西北工农红军的第三次围剿。
这时，刘志丹获悉徐海东、程子华等率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保安，非常兴奋。他认为，这是事关战略全局的大事，要求陕甘地区的各级党组织，迅速动员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欢迎红二十五军。并派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前往迎接。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同红二十五军会师后，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为了迅速打破敌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被人们称为“活地图”的刘志丹，提出了一个理想的伏击区——劳山，并积极协助军团长徐海东指挥了著名的劳山战役，全歼敌东北军两个团及一个师直属队，为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奠定了重要基础。
避强击弱，是刘志丹灵活用兵的重要指导思想。他说：“打仗一定要灵活，不要硬打。能消灭敌人就打，打不过就不打。游击队要善于隐蔽，平常是农民，一集合就是游击队，打仗是兵，不打仗是农民，让敌人吃不透。”
刘志丹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制定了集中主力红军各个击破敌人的作战方针，趁敌部署尚未就绪之时，先发制人。８月中下旬，首先打垮了刚渡过黄河的阎锡山部两个旅，迫使阎军退回山西。接着又集中兵力进攻北线敌人。９月，刘志丹指挥了劳山战役并取得重大胜利。
至１１月，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边区的围剿，红二十六军发展到五个团，开辟了十多个县的根据地，正式成立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
刘志丹善于捕捉战机，出敌不意，攻敌不备，以劣胜优，敢于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深入敌后，发动进攻，打破敌军的围剿。西北红军正是在这种正确思想指导下，仗越打越精明，战绩越来越辉煌，特别是西华池一仗，歼敌一个团部及两个整营，创造了步骑协同作战的范例。
三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陕北、陕甘边两块苏区连成一片，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北上抗日红军长征之后的落脚点。９月，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与长征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会师，组成红十五军团，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陕甘边与陕北两地区的红军会师，是西北地区红军发展的里程碑。从此，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等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逐步成长壮大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力量。刘志丹亦被朱德称赞为“忠实英勇的红军领导”。
正当反围剿斗争胜利进行的紧要关头，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陕北的代理人攻击刘志丹“一贯右倾”，甚至干脆给他戴上“白军军官”和“反革命”的帽子。当时刘志丹正在前线，他们采取欺骗手段将刘志丹调回。
在途中，刘志丹碰到从瓦窑堡来的通信员，通信员说有一封军团的急信，顺手将信交给刘志丹。刘志丹打开信一看，原来是保卫局下令逮捕自己。具有极高党性的刘志丹为不使党分裂、红军自相残杀，将信交还通信员。他策马扬鞭，直趋瓦窑堡，打算向中央驻西北代表团申诉，宁愿自己被捕，不要逮捕前线其他指挥员。
但刘志丹一到瓦窑堡，随即被投入监狱，带着５岁幼女的妻子同桂荣，也被禁闭起来。刘志丹蒙受不白之冤，面对随时可能被处死的残酷现实，始终泰然处之。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１９日，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的围剿到达陕北吴起镇。当了解到根据地的严重形势后，毛泽东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并制止捕人。刘志丹等受诬被捕人员才被释放。
刘志丹获释后，毛泽东、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他，并深情地对他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
刘志丹十分感动，对党中央表示衷心感谢。他还多次告诫受冤屈的同志和西北红军指战员：“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识大体，顾大局，绝对服从中央的领导，听从中央的调遣。”在他的带领下，西北红军同到达陕北的各路红军亲密无间，情同手足。
周恩来说：“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二，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党员。”
刘志丹在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陕北人民对他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当年在群众中广泛流传着刘志丹罚自己担水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１９３４年春末夏初的一天黄昏，红军部队来到一个村头场院准备宿营。刘志丹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同志们三三五五亲热地围拢他坐下。平时，刘志丹和战士们像亲兄弟一样，总是谈笑风生，不分彼此，因此，大家都亲切地叫他老刘或志丹。可今天不知为什么，他板着而孔，带着一点沉痛的心情，开口就问大家：
“同志们，我们是什么队伍啊？”
“老百姓的队伍呗！”大家回答。
“老百姓的队伍要是谁违犯了群众纪律怎么办？”
“那就处罚吧。”。
“要是领导呢？”
“领导咋的，一样处罚。”
“对啊！爱护群众利益光荣，损坏群众利益可耻，谁破坏纪律都得受处罚。”志丹坚定地说。
话说到这儿，大家心里很纳闷儿，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时气氛有些紧张，场院里鸦雀无声，多少双眼睛都在看着他那消瘦的脸。
志丹来回踱了几步，痛心地说：“违犯群众纪律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今天在看地形的时候，我的马吃了群众的麦子。大家讨论讨论吧，该怎么处理？”
一听这话，大家先是一愣，接着场院里像开了锅，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马夫急忙站起来解释：“这事不怪志丹，那马是我没看住，应该处分我。”
不知是谁大声嚷着：“说是老刘的马，我看是大家的马，行军打仗他骑过几回，咱凭良心说，要处分大家都有份。”
志丹叼着旱烟袋，一边听，一边吧嗒吧嗒地抽着，越听越觉着大家的发言不对劲。他深深吐出一口烟，把烟袋锅往鞋底下狠磕两下，霍地站起来说：“马给大家骑是应该的嘛。问题不在谁骑，而在谁管，我的马我负责，谁也不能顶‘罪’。处分我还不应该吗？”
停了一会儿，刘志丹接着又说：“军民的鱼水关系很重要，大家都要维护，丝毫损坏不得。我是领导，领导做错了就更应该严格执行纪律！”
会场又静了下来，只听见春风吹动着麦浪唰唰地响。大家琢磨着，沉思着，都感到刘志丹的话入情在理，有的点头同意，有的表示：“处分就处分吧，这都是为大家好。”
看到这情景，刘志丹满意地笑了，诚恳地说：“现在就请大家说说，给我个什么处分？”
话题一拉开，同志们又争论起来。有的说：“向群众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有的说：“就吃那十多棵麦子，检讨一下算了。”“那可不行。”有的不同意。
这时，有人提议罚他给老乡挑水。大家都说：“对，对，这个法子好，就这么办。”
认识统一了，刘志丹愉快地接受了罚他挑水的处分。为了执行好纪律，他还要求选派两名战士监督执行。
部队进了村，人人都忙着做群众工作，刘志丹便挑着水桶，一担一担不停地挑，出这家，进那家，头上的汗水顺着脸直往下淌，一连挑了十多家。
按说，挑水、扫院子是刘丹常做的事，可今天却不同，他是在自觉地执行纪律呀！大家看着刘志丹挑水的情景，不由得哼起了家乡小调：
正月里来是新年，
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刘志丹来是清官，
他带着人马上了横山，
一心闹共严……
刘志丹常说：“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他坚决主张在政治上消灭地主阶级，而在生活上要给一般地主以生活出路，允许富农分得一部分好田，使地主、富农也有安身立命之本。同时，他对根据地周围的民团和地主武装也采取区别对待政策，打击反动的，争取中间的，团结友好的。实践证明，他实行的这些灵活的政策和策略，对于削弱敌人力量，壮大革命力量，巩固红色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著名的直罗镇一仗，使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宣告彻底破灭，红军声威大振，根据地空前发展。党中央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将陕北与陕甘根据地重新划分为陕北、陕甘两个省委和关中、神府两个特委，并相应地建立了政府机构。刘志丹先后被任命为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任（周恩来兼主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红军北路军总指挥和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等要职。
１９３５年年底，华北事变以后，全国抗日形势迅速高涨。
１９３６年２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为适应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迫切要求，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１７日发布东征宣言，并随即派主力红军一军团和十五军团，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在汾河河谷击败阎锡山的堵截，逼近同蒲铁路，积极准备东出河北、察哈尔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
蒋介石对毛泽东亲自率红军渡河东征怕得要死，慌忙下令从洛阳、徐州等国防要地，调遣十个师以上大军配合晋绥军拦截红军去路；同时，又令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进攻陕甘红军后方。为了粉碎蒋介石的阴谋，党中央命令刘志丹和宋任穷率领红二十八军担任侧翼，从佳县以北渡黄河，插入晋西北地区，配合中央红军迅速打通走向抗日前线的道路。
刘志丹率领部队向黄河挺进的行军中，沿途受到根据地群众的热烈欢迎。人们听说刘志丹带着红军回来了，甚至专程几十里跑来看望，刘志丹的宿营地经常挤满了亲切慰问的群众。
一次在神木县境，一位七十多岁双目失明的老大娘，也拄着拐棍，颠颠簸簸地赶来探望，众人笑着说：“大娘，你怎能看见老刘啊！”她说：“看不见，我还摸不着吗？”刘志丹立即站到老人家面前，拉着她的手，亲切地说：“大娘，我就是刘志丹。”老人家把他从头摸到脚，又从脚摸到头，激动地流着热泪说：“好哇！……好哇，你真是咱们老百姓的好人啊！”在场的好多人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充分反映了他和广大劳苦群众的血肉联系。
３月，红二十八军打下神木沙峁镇后，住在贺家川一带进行紧张的渡河准备。刘志丹在广大群众的帮助下，经过昼夜不停的详细调查研究，最后选定在通往山西兴县的沙峁头渡河。
３月底，在刘志丹的指挥下，部队胜利渡过了黄河。渡河后立即摧毁罗峪口敌军指挥部，随即向兴县黑峪口、康宁镇横扫过去，沿途连获胜利。
当部队进至山西临县白文镇时，接中央军委急电：为了配合红军进逼汾阳，威胁太原，并打通前方与陕北之联系，保证红军背靠老苏区，着令二十八军即向离石以南黄河沿岸地区进击。并可相机攻占中阳三交镇，牵制和调动敌人。
刘志丹率领部队立即由白文镇出发，经过激烈战斗，按时到达三交附近。三交镇是山西省中阳县一个重要渡口，河西就是陕北根据地绥德。该镇周围都设有坚固工事，并有一个团敌人防守。
４月１３日，彭德怀司令员、毛泽东政委下达了消灭三交镇敌军的命令。刘志丹为打好这一仗，昼夜不眠，亲自观察地形，仔细研究敌情，严密部署战斗。
４月１４日，在围攻三交镇的战斗中，刘志丹一直在军部指挥所里紧张地指挥战斗，由于过度疲劳，眼里充满了血丝，同志们劝他休息一会儿，他怎么也不肯，笑着说：“不知怎么一回事，枪一响，一点也不困了。”
当刘志丹得知一团攻击不太顺利时，便立即和政委宋任穷商议，让宋留在军指挥所掌握全面情况，他亲自来到一团指挥所，和指战员一起研究突破敌军碉堡的方案，指出：“这次战斗与河东整个红军的安危有关，要号召每个共产．党员拿出最顽强的毅力，狠狠打击敌人，争取战斗的胜利。”
当日午后，正当他在前沿阵地观察敌情，指挥战士向敌人发起冲锋时，不幸左胸中弹，伤了心脏，当即昏迷过去。清醒过来后，他仍以顽强毅力，断断续续地告诉身边同志：“让宋政委……指挥部队……赶快……消灭……敌人。”说完就停止了呼吸。
刘志丹牺牲时年仅３３岁，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毛泽东获悉后十分悲痛。他说：“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后来，他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又语重心长地说：“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映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刘志丹同志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这是对刘志丹光辉一生的最好褒奖。
后来，毛泽东为刘志丹题碑：“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为他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１９４３年，张闻天为他题词：“志丹同志的路线，是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是我党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是真正中国的马列主义的路线。志丹同志，精神不死！”
总结
刘志丹烈士一生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追求真理，英勇善战，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忠心赤胆，为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被毛泽东同志誉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志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的革命生涯体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具体表现为：坚如磐石、始终如一的崇高理想，坚忍不拔、愈挫愈奋的革命意志，热爱群众、忠于人民的赤子情怀，相忍为党、顾全大局的崇高品格，实事求是、审时度势的求实态度。
青少年时期的刘志丹，在进步思想的熏陶下，萌发了改造社会、复兴中华的愿望，终生没有动摇。他对祖国表示出的强烈热爱与忧患之情，是他信念坚定不移的根源所在。刘志丹的理想信念一经确立，就坚如磐石，始终如一。他从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加入中国共产．党之日起，就把一切都献给了党，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都对自己的选择没有怀疑过，对自己的信念没有动摇过。
刘志丹所走的是一条充满荆棘与坎坷的革命道路，为了革命胜利，不畏艰险，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直到英勇献身。
刘志丹之所以成为杰出的革命家、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热烈拥护，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热爱群众、忠于人民，时时处处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刘志丹无论在地方还是在部队，都非常重视时时处处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与战士的利益。正如林伯渠同志所说：“志丹一生献身革命，对党，对自己所热爱的人民，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所创造起来的边区，是和他的血肉分不开的……”
刘志丹在为革命奋斗的短短十多年里，曾先后三次被捕，多次被错误地降职和无端批评，并错误地受到处分，但他都能坚持真理，相信“乌云遮不住太阳”。他从没有怨言，更不计较职位高低。在身陷逆境的情况下，他始终维护团结，顾全大局，对党毫不动摇，忠心耿耿。特别是王明“左”倾错误使刘志丹深受其害。刘志丹宁愿自己被捕也想方设法保护前线的同志。面对随时都有可能被活埋、枪毙的危险，却泰然处之，保持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气节。
刘志丹在领导创建陕甘红军和根据地过程中，坚持把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指导工作。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刘志丹很善于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并经过无数的失败挫折与成功，形成了适合西北地区军队和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思想。实事求是、审时度势正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