００１
英国使者马嘎尔尼在出使中国中这样描写大清百姓：“他们穿着小亚麻布或白洋布做的衣服，非常脏也很少洗。他们从来不用肥皂，很少用手绢，他们随地乱吐痰，用手擤鼻子，用袖子擦鼻涕，或把鼻涕抹到身边的任何东西上。我甚至看见过鞑靼人让仆人在他的脖子里找虱子，那东西咬得他难受！”
００２
１８５５年，道光的侄子爱新觉罗·奕山调任黑龙江将军。１８５８年５月２８日，在沙俄的武力威胁下，奕山与沙俄代表穆拉维约夫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恩格斯在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一文中描述了这样的情形：俄国不费一枪一弹，“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此条约将中俄两国边界线由外兴安岭南移至黑龙江以北，以至于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６４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被俄国吞并。
００３
１８６０年初，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国皇家工兵上校戈登被派遣到中国，参与进攻北京。１０月８日，戈登参观了被法军占领的圆明园（１０天后被焚烧）。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载：“你很难想象这座皇家园林是如何的壮观，更无法想象那些法军将这个仙境般的地方蹂躏到何等骇人的地步，太遗憾了！清国皇帝的龙座所在的宫殿全部都镶着雕刻精巧的乌木。殿上的精美瓷器、钟表和装着木偶的八音盒、金银器皿、鎏金佛像，还有堆积如山的五彩丝绸与刺绣，着实让人眼花缭乱。这里的豪华与文明的气象完全与你看到的温莎宫（英国女王的一座行宫）不相上下。而法军却以狂暴无比的手段把这一切摧毁了。法国官兵将大批丝绸装载到大卡车上运走，装不下的都纵火焚烧了。”
００４
１８６０年１２月１０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新闻专稿，记述了外国记者在清国看到的犯人行刑时的场面：“明晃晃的钢刀闪过之后，犯人的头颅被刽子手踢到广场的一个角落，而躯体则被抛在另一个角落，鲜红的血同时在两处流淌。我们挤进人群时，刽子手已经斩首了二十名凶犯，他们的血在围观的人们脚下流淌，形成大滩的血泊，血泊里还混杂着死者的头发。浓浓的血腥味在空气中弥漫，据说一天内斩首三百人的情形很是常见。”
００５
１８６０年１２月１０日，纽约时报发表新闻专稿清国名城广州游历记，其中对东方人的食宿习惯有详尽的描写：由于东方人都在傍晚７点钟吃晚餐，我们刚一上岸，主人就宣布要开饭了……当我们终于从餐桌旁起身时，已是晚上１０点钟了。广州的晚餐可真要命，不到就寝时间你难以离开餐桌，而且在肚子非常饱的情况下，要站起身来也的确是个考验，尤其是当你已经吃了十几道不同的菜，品尝了主人家所有品牌的酒，并且一晚上都在不断吸烟的情况下。对此，广州人起了个很好的名字，叫“消夜”。
００６
从１８６０年开始，有大量外国人来到中国，并对任何事物都满怀好奇。纽约时报记者在报道广州的新闻专稿中写道：这些清国的僧侣们，不管我在哪里碰到他们，他们的面容看上去都显得衰弱和憔悴，这大概要归因于他们长年累月盘腿静坐的生活习惯，以及他们只能得到很少的食物，并且只是大米。他们无论如何都不吃肉。我注意到他们有很多人都留着长指甲，有些甚至有四英寸长，看上去令人很恶心。
００７
１８６３年４月２６日，纽约时报发表述评，题为英国鸦片贩子力阻清国禁烟，文章开头痛斥“文明世界”的罪恶：这场可耻的战争让文明世界在远东获得了贸易上的极大便利，而大清国却丧失了它控制毒品进入其国境的全部国家权力，尽管它是那样地痛恨鸦片。以前的大清国上上下下都充满了战斗精神，拥有较强的国防实力，而现在，毒品令它显得多么孱弱。整个国家的财政在急剧缩减，对外贸易也一直保持着高额的逆差。
００８
１８７１年，纽约时报刊登了题为广州的一天的新闻专稿，记者在文中写道：你一旦来到广州的大街上，就几乎分不清东南西北……我们驻足的第一个地方是个卖家禽的店铺。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只只又肥又大的鸡鸭，他们整只整只地被压成板状，做成干货，肉质肥厚，透着深黄色……在一群鸡鸭中间，我竟看到了美丽的老鼠，它们体积硕大，肥肥胖胖，还有长长的爪子和卷曲的尾巴，也挂在那里等待出售。
００９
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２４日，纽约时报以广州的一天为题，报道了外国记者在清朝大烟馆的见闻：大约十几个精神萎靡的中国男子在喷云吐雾。有个男人枕着小木枕，手里拿着大烟斗，四仰八叉地躺在一张光板床上。他茫然若失地盯着什么，目光呆滞，毒品正把他带向缥缈的世界。在他旁边斜躺着一个中年男人，他正用他最大的肺活量呼吸着，流露出销魂的神色，一团团烟雾从他鼻孔进进出出，他的整个身心似乎全部投入到奇怪的幻境中去了。
０１０
驻华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在那条新修的大路上，沿途两边的罂粟摇摆着肿胀的脑袋，等待收割。新修的路面经过水冲车压，已不堪重负，到处是深沟浅辙，我们那部载重六吨的道奇卡车甚至无法通行。西北部发生了大饥荒，三百万人被活活饿死。美国红十字会的调查人员把惨剧的原因归咎于鸦片的种植，贪婪的军阀强迫农民种植鸦片，最好的土地上都种上了鸦片，西北的主要粮食作物如玉米、麦子和小米全都严重短缺。”
０１１
１８８６年，美国纽约时报对上海租界进行了详细的报道：上海是个好地方，这个城市及周围如有买不到的东西，都可由蒸汽轮船带进来。想吃日本的牛肉吗？这难不倒上海。而“楚府羊肉”绝对是你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所能吃到的最可口的佳肴。即使在１月份，青豌豆、番茄和生菜也可以从广州运来，而所有的热带水果都可以从香港运来。
０１２
美国驻清公使田贝先生描述了他在南京两江总督府受到的款待：在总督府客厅的中央，摆着一张未铺桌布的餐桌，上面放着碗筷和清国式的小酒杯……总督首先站起身来，用一只勺从那大碗里舀了些东西放入我和米勒舰长的碗里……我们大家如此这般吃了不知有多少道菜，包括燕窝、鱼翅、竹笋、鸡肉、鸭肉、猪肉和羊肉等等……晚宴已经持续两个小时了，但大碗大碗新鲜的肉菜和汤菜还是接连不断地端上来，好像永远也不会结束。
０１３
１８７５年７月６日，纽约时报报道：“在大清国，那些知识分子，都是非常痛恨外国人的。他们反对铁路、电报等一切国外先进的新鲜事物。他们阅读的书籍还是他们的先人几千年前留下来的作品。倘若有任何其他的知识技术敢向他们靠近的话，他们就会咆哮不止，如此的封闭落后，致使他们的心智就像清国妇女的小脚一样，因为被挤压而萎缩不堪。”
０１４
１８７７年１０月２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关于上海酒店收费的专稿：“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们都涌入了这个具有东方特色的城市，这里大大小小的十几家酒店常常需要提前预定。其中，礼查酒店的整体服务水准不错，但结账方式却令人非常不愉快，倘若客人是前一天中午入住，第二天傍晚退房，虽然待在房间里的时间只有３０个小时，本应该支付一天半的房费，但这家酒店却要求客人支付两天的房费，而且态度很不友好。”
０１５
１８７７年１０月２日，纽约时报特别报道：“中国人没有信仰只有迷信，他们是世界上最迷信的人。电缆的铺设和铁路的修筑，触及了他们的迷信，他们将茅屋的失火等灾祸都归咎于铁路和电缆。他们坚决认为，电缆和铁路打扰了他们安葬在地下的祖先们的安宁，祖先们在惩罚他们。”
０１６
１８７７年１０月２日，纽约时报特别报道：“电报线和铁路给清国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困扰，尤其是电报线。清朝的公民无法理解电报的工作原理，他们认为是洋人使用了什么招数，雇用了各路鬼神，在线路内来回穿梭，传递信息。倘若灾祸正好发生在电报线附近，那么，他们就会立即造谣，说某个传信的鬼神玩忽职守，从电线里跑出来，找不到回家的路，才导致了祸事的发生。恐怖的谣言引起了骚乱，无知的暴徒们于是冲进机站，砸毁所有的电报设备。有一次，只因电报线附近有人得了一场大病，清国公民就连夜把一英里长的电报线毁掉了。”
０１７
１８７７年１２月２４日，纽约时报特别报道：“在上海滩，不论是小划子还是平底帆船，在每一条船的船首都刻画着人的眼睛。它们的形状就像大钟乳石洞里那些著名的鱼。据说，有了这些图案，就可以确保船只在航行中看清前途，清国人严肃地说，如果没有这些眼睛，必定会迷失方向和发生许多事故。而为了表示对清国风俗的尊重，在扬子江和其他清国水域航行的外国蒸汽船上也大多都画上了这样的眼睛，以消除清国人对蒸汽船的抵触情绪。”
０１８
１８８６年８月７日，纽约时报报道：“一位身穿做工精致的绸缎花衣的清国商人，坐在一辆华贵的四轮马车里，身后紧跟着一名侍从。他的着装是时下巴黎最流行的服装，别以为他是为了炫耀而一直这样装扮，其实清国人是在最近才刚刚开始崇尚并追随外国的时尚的。”
０１９
１８８６年８月７日，纽约时报报道：“两个穿着小亚麻布服装的清国人抬着一顶很沉重的轿子，轿子是当地富人习惯使用的‘交通工具’；在街对面，还有好多独轮手推车，当地人管它叫江北小车，这是清国最常见的脚力车。”
０２０
一位美国人在游记中这样描写清国的交通工具：“上海的码头上有一种随处可见的独轮手推车，坐这种手推车的乘客大多是清国的穷人。清国的富人乘马车出门，他们用跑起来飞快的骏马拉车，他们还从加利福尼亚或其他地方进口了一些洋马，不过因为洋马不适应当地气候经常生病，所以多数人使用本地马。”
０２１
１８９０年，清国辽阔的华北平原出现了严重的干旱天气，而清国政府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就像一场滑稽剧。关于光绪皇帝在这场滑稽剧中所扮演的角色，罗伯特·赫德（晚清海关总税务司）这样写道：“皇上和朝廷在天坛举行隆重的求雨仪式，他苦苦地祈雨，不但要下雨，而且还要‘及时雨’。现在，他们又祈祷天晴，也许是他们的诚意不够，大雨不停地下，到处是一片汪洋。街道成了河渠，皇宫和住宅都成了游泳池，房子也成了淋浴间。”
０２２
１８９４年，李鸿章为了废除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鸦片贸易做了很多努力，他于８月２７日会见了世界禁烟联盟执行秘书英国人约瑟弗·Ｇ亚历山大，英国的伦敦每日新闻曾有报道：“李总督以最强硬的语言声称，大清政府一如既往地强烈反对鸦片贸易。这种贸易是列强通过战争强加给大清的，大清政府根据条约不得已允许印度鸦片进入大陆。最后他明确宣称：事实上，你们也许明白，若你们停止毒害我大清子民，我们就会立即禁止他们获得鸦片。”
０２３
１８９４年１２月１３日，伦敦每日新闻天津讯：“把大清国说成是沉睡中的狮子，如果将它吵醒将会非常危险的说法很是流行。那些来自各国的投机商人们担心它有可能会节制一部分利益来源而礼让三分；列强们阿谀奉承的态度又使这个国家的人养成了夜郎自大的感觉，并就这样在浑浑噩噩中持续下去。”
０２４
１８９６年，纽约时报报道了李鸿章在欧美八国之行中的旅行用餐：李总督是一个非常讲究饮食的人，他一天要吃好几顿，每天安排四个厨师为他准备饭食。厨师们凌晨２点就得起床，要使他们的主人早晨８点准时吃上早饭，厨师们不到晚上９点不能休息，因为总督忙完公事之后总会要一些“热菜热饭”什么的。正式的欢迎晚宴在华尔道夫饭店举行，由美国前国务卿约翰·Ｗ佛斯特做东，一些领事官员和曾出使过大清国的外交官们都出席了晚宴。总督在吃了鱼翅、烤鸡、炒饭、燕窝，并饮了少量的酒后，早早就歇息了。
０２５
１８９７年１２月，德国报纸称清国的海南岛在英国怂恿下被法国占领：海南岛远离中国南部海岸，位于南中国海和北部湾之间……海南岛主要出产木材，多销往安南、暹罗和新加坡。其他出口产品包括大米、蔗糖、石蜡、珍珠、珊瑚、盐和少量金银。
０２６
１９０６年１１月１８日，纽约时报报道了大清的律法：“大清律法处罚十分严重，让人胆战心惊。３个月前，上海某郊区一名清国抢劫犯被裁决‘站笼处死’，犯人被关进站笼中，头伸出笼外，脖子卡在洞中无法动弹。然后狱卒每天从其站立的石头堆里取走一颗石子，直到犯人的颈项被笼口勒紧，窒息而死。清国还有一种死刑叫‘凌迟’，就是用刀子把犯人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割下，令犯人痛不欲生。”
０２７
１９２８年７月，埃德加·斯诺搭乘一艘从夏威夷到东京的轮船，远涉重洋抵达上海。这位２２岁的美国青年在申城落脚后，经母校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威廉斯的信函推荐，担任了当时颇受瞩目的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密勒氏评论报是在沪出版的最有影响的英文周刊之一。期间他写过这样的报道：“在领略过夏威夷的美丽和日本的妩媚之后，再看这个被称为冒险家乐园的上海，我感到十分困惑，十分新的事物和十分旧的事物混杂在一起，形成鲜明对照，环境丑恶不堪。各国来此淘金的人吵吵嚷嚷地操着不同的语言，人们对金钱的狂热直言不讳，这种低俗浑噩的现象使我感到迷惑诧异。”
０２８
１９３４年，美国的亚洲学专家欧文·拉铁摩尔接受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委派，再度访问中国，担任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他和当时来北平的其他外国人一样，越来越对中国感到失望和沮丧。因为他认识的那些中国知识分子都非常无能。据他所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所能想到的就是：“为什么美国人不能站出来制止这种局势呢？”或者“为什么英国人不能采取行动予以制止呢？”他们只想依附于别人，对自己没有任何信心。而那些被蒋介石控制的在北平为他效劳的军界和政界人士，更是迂腐无能，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消除异己，认为是他们抗日的绊脚石。欧文·拉铁摩尔疑惑不已：“为什么两个党派不能摒弃分歧，携手保卫自己的国家？消除外患才是他们的当务之急。一旦国家独立了，就可以解决彼此的政治分歧。为什么要在自己的国家遭到侵略时打内战呢？”
０２９
１９２９年８月３日，纽约时报社论中评论道：胡适先生是当代中国最优秀、最具建设性的领袖人物之一。并且在报道中这样说：“他的才智与学识，实在是远胜于他在政界的同龄人。国民党怎么能容忍呢？正因如此，以各种理由抨击他，把他整垮，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他本是一名哲学家，思想及言辞坦诚，大部分时候超然于政治之上。他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之父，在使中国人的思想和教育体系现代化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之所以受到谴责，并非他个人有政治野心，只因他敢于直抒胸臆，指出国民党治下之中国，并非如该党向外部世界所描绘的那样，纯然是一片玫瑰色。对那些打着已故孙逸仙先生之名的经济理论，他果敢地质疑了其正确性。要说他有罪，不是罪在见解不同，而是罪在道出了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