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后，土改工作队在员外老宅搭起了芦苇棚，小脚婶子家的小儿子仁平，成了工作组最小的政府土改干事，他人小，手脚勤快，写得一手好字。
政府轰轰烈烈搞土改，每一块地，都是通过绳子丈量，一卷卷的稻草绳子，扛到田头，两个人拉绳子，一个人记录并用算盘计算，效率相当低下。有时那草绳进了水，分量很重，又很容易断。仁平帮忙丈量过一次，就回到家里，从自家的竹园里砍伐了十几根竹子，寻思着做了一个叫步尺的丈量工具。
那步尺如一个固定的大圆规，跨度为一米，后来俗称为一步。它是由两根竹子和一个横档组成。两根竹子搭成一个少一边的等腰三角形，三角形的顶角下面有一个横档加于固定。人走在田埂上，只要一边走一边翻转手里的步尺，数着步数，一块地很快就丈量完毕了，大大地节省了人力。这个丈量工具很快被当时的土改工作队向全县推广开来，在宋仁平出名的同时，宋家老宅上的竹园也成了步尺的主要用材料，为老宅上的两户人家带来经济来源。
宋元郎一家因多了一个雪儿，还有那瓜地给了野米母子三人，土改时和对门的好婆家一样，被定为中农，中农是划入贫下中农的。否则富农的话就是剥削阶级了。所以雪儿被宅上所有人宠爱着，对门的太奶奶说，是雪儿给老宅带来了好运。
土改工作组的谢队长，是个人高马大的国家干部。他参加过抗战，说话带着一口浓重的苏北口音。他早就听说过宋仁义的故事，所以一来岛上，就决定在这个老宅上安营扎寨起来。
老宅上瓦砾遍地，好在芦苇是岛上最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好材料，造房，编席，压帘，农家人都离不开它。谢队长平时就是个雷利风行的人，他带领着五个干将，用宅上的碎瓦砾和竹园里的竹子，三天里就搭了两间芦苇棚，打灶生火，土改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
眼前这个十四五岁的孩子，长得黑不溜秋的，但机警灵活，谢队长非常喜欢。他有意地要培养他，每晚，谢队长总要和小脚嫂子一家唠上一会儿，听听他们的故事。
这个叫仁平的孩子，上面还有个哥哥，叫仁安。他比元郎小一个多月。那年，他领着三岁的弟弟仁平，躲到了高粱地里。他东躲西藏地背着仁平，刚刚跨出了青纱帐似的高粱地，迎面就碰上十几个小日本鬼子。那时，日本人在岛上见人就砍，见房就烧，整个岛上烟雾弥漫，哀嚎四起。
“东洋人好来兮，东洋人好来兮！”仁安见到日本鬼子，直打着哆嗦。
仁安背着弟弟，连连磕头，他也不知道眼前的东洋鬼子是否能听懂他的求饶，反正他的跪地，还因为他的腿脚早已发酥，那刺刀明晃晃的，耀着眼睛。
小日本鬼子叽里咕噜地一阵子，抽了仁安几个耳光，跺着脚，啪嗒啪嗒地远去了。
仁安和仁平一个父母所生，兄弟俩几乎没有一点相似之处。哥哥比弟弟大了十三岁，长得仪表堂堂，高高大大，但他一直是个胆小怕事之人。兄弟俩一样念书到小学毕业，哥哥整天在田里干活，早已将学过的几个字忘得精光了。弟弟仁平就不一般了。聪明，富有才气。只是长得瘦小，且黑不溜秋。人家都说仁平是黑皮西瓜。黑皮西瓜是当地西瓜的绝品，皮黑，瓤红，味特甜。
他们的母亲，很早的时候就一人带着两个孩子生活。都说，他们的父亲，当年和远房侄子即婉姑的父亲一起跑船，可能是被海盗掳了去，一直就这么不知是人是鬼的杳无音讯。
三年前，仁安娶了篾匠女儿三茄为妻。篾匠石万担一直是老宅上的客户，他靠他的手艺为生。他和老宅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老宅上的竹园，是他竹坊的原材料。他一直看中仁安的老实本分。本来他要将他的大女儿大茄嫁个仁安的，他们两个从小就认识，年龄也相差无几，可是小女儿三茄，捷足先登，最终成了仁安的妻子。
三茄一嫁到这个老宅，就显示了她精明能干的一面。她首先要求婆婆，让还在读书的小叔仁平辍了学，理由很简单：仁安念了几年书，做弟弟的也一样。再说，农家人识几个字就够了，能记个账打一下算盘写写家信就可以了。三茄在嫁过去的当年末，为宋家生了丫头，取名为元贞。那元贞比雪儿大了整整一岁，她母亲一直把她关在屋子里，一岁多了，也还不会走路。现在三茄要乘谢队长他们还在，要求分家。她和仁安元贞一家三口，作为一家；婆婆和小叔仁平作为一家；元郎大凤雪儿作为一家；把祖上的竹园宅基地都分配了。
本来宅上的竹园一直是共享的，即使是宅外的人来要用竹子，都只是和宅上的任何一个人说一声，就可以随便砍伐。谢队长说，根据土改政策，竹园和宅基地都不属于土改范围，原先怎样的，还是不会改变。不过，既然大家要分家，他到可以出来做一个公证。
竹园分了三分，按河边的杨柳树为界。宅基地，除了各自的门前房后之外，土改工作组的几间房子归公家所有，门前的场地，也作为公家借用，因为工作组经常要开会。所有权属宅上居住人共同所有。
对谢队长的安排，大家都没意见。本来宅上瓦砾遍地，现在有了工作组，老宅有了生机，不再阴森可怕。
仁平自工作组入住以来，跟着谢队长跑前跑后，这天他们为他读书的老先生家进行了土地成份评定。
“妈妈，老先生家定了富农了，就因为他家的房子多。”仁平回来告诉母亲。
“不是说，成份是根据土地多少来定的吗？”母亲对老先生家一直非常敬重。她自己不认识字，但她崇尚文化，她一直希望她的两个儿子能成为有文化的人。
他们说的那位老先生可是个大名鼎鼎的大善人。姓施，名哲良，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早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洋务运动席卷全球。法国一个传教士来到岛上，开设了教堂，创办了教会学校——大公中学。施哲良的祖父，是法国传教士忠实的信徒。他在岛上开设了私塾——大公小学堂，免费供穷人的孩子读书。
本来这施家，是岸里最大的财主，有良田千顷。创办私塾以来，有钱人交点学费，全凭自愿；没钱人可以分文不取。私塾到了施哲良这一代，财力大大地削弱了。可老先生还是遵循祖上的办学原则，只要施家人有口饭吃，就绝对要让学校办下去。宋家两兄弟就受了施家的恩惠，一直很少出学费。最多是农忙的时候，和众多的农家孩子一样，去施家的田里帮忙干些农活。
日本鬼子烧杀抢掠那一阵子，施哲良的大儿子，为了保全私塾，当了日本人的伪保长，抗战胜利那年，他怕被镇压，投井自杀了。那是老先生最不愿意接受的事实。一直以来，他们信奉天主教，圣经上说，可以宽恕自己的敌人，但决不宽恕自杀的人！自杀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行！
老先生的小儿子，是岛上唯一一个留洋的人，回国后在同济大学教书。可是在前年，得了重病，死了。老人经历了两次，白发人送黑发人地厄运，差一点也一命呜呼了，还好，他的孙辈们，让他重新活了过来。
现在他把他的大孙子施璋，从徐家汇教堂里召了回来。大儿子留下了一个女儿施琦，在自家的私塾里当老师。小儿子家，大孙子施璋从小侍奉天主，跟随教堂神甫，是徐家汇教堂的神甫接班人。祖父施哲良八十多岁了，让他回来接手私塾。这本身也是主的安排，他的神甫如是说。他的大妹妹施琳，医学院毕业后在广慈医院小儿科工作，结婚后一直在上海生活。弟弟施瑶，读高二那年，当兵参加了抗美援朝，是部队在前线的战地记者，还立了三等功，如今还在部队。小妹施玟念中学，和大哥一起回了老家。土改了，没收了土地重新分配，无可非议，可大公小学堂也归了公，施璋现在公立的大公小学堂的校长。一开始，老先生有点想不通，施璋说那也是主的安排。家里就这几亩田，根本养不活这个三百来人的学堂，只有交给政府了，学堂才能更好地生存下去。只是这个将近一百年的大公小学堂，在他施哲良的手里，已经镇的姓了“公”，不再姓施了。
谢队长没多少文化，仅这么一点点小学三四年级的文化水平，那也是在参加革命后，边打仗边学习的。他非常尊重施哲良，对施家的财产处置，一直是他难于定夺的，好在有一个土改小组，大家反复评定，他希望那是最公正的，因为这是他的收官之作，土改马上要结束，他将被调动。
谢队长，四十不到，参加过抗战。他为人平和谦虚热忱，平时工作之余还有个爱好，就是喜欢替人说媒。在部队上，他就撮合过好几对夫妻。来这里土改将近一年了，已经成功地保成了三对男女的媒。这不，讨饭女野米和流浪汉货担郎的婚姻，也是他撮合的。
野米是雪儿的干妈，平时常来老宅，她干活麻利，手脚勤快。平时土改组人员的衣服被褥的缝缝补补，她都抢着干。
“谢队长啊，这一走啥时候再来看我们呀？”野米兜着几个鸡蛋，来给大家送行。
老宅上的临时草房里挤满了人，有送鞋的，送鸡蛋的，还有的干脆拿来扁担，为土改组挑行李送行的。
工作组一行五人，都打好了绑腿，像行军打仗一样，被褥打成了豆腐干状，他们必须步行四十多公里，去县城报到。
货担郎牛二，支着扁担，站在门外。他卑微谦恭，一直心存感激。他和仁安元郎一起，挑着行李担，送工作组到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