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的开春，大公公社迎来了一批上海市区下放来劳动的干部。黄岸大队是先进，一下子派来全部下放干部中的一半。老宅上那三间土改是盖的草房，现在是红瓦白墙的大瓦房。前天队长元郎就接到通知，他安排了两位女工，里里外外把三间房子打扫个遍，锅台也刷得干干净净。
来七队劳动的四名干部，两男两女：一名五十岁左右的干部，姓齐，是这四人中的大姐，也是官最大的领导；一名三十多岁的女干部，姓谭；还有两名男的，海关老陈和邮局小舒。他们四人每人都带了很大的一包行李，被褥和洗漱用品，盆盆罐罐一应俱全。
七小队副队长仁安又是生产队的仓库保管员，他给他们背来大米，他还让放学回家的元青，把水缸罐得满满的。
那谭干部第一次来到农村，有些兴奋。顾不得打开行李，就先去四处打量一番。时值桃花盛开的季节，老宅客堂间后面的四五棵桃树，竞相开出了鲜艳的花朵，映衬着护宅河对面的竹园，简直是天堂一般的美丽。
谭干部家住在上海的杨浦，出生一个穷困的工人家庭，她十三岁就去纱厂做工，她的一家过去住在一个非常简陋的贫民窟里。
她小心翼翼地沿着十几级台阶的水桥，下到水面，清绿的水面让她有点晕晕的感觉，她蹲下身子，撩了一下水，河水凉凉的，十分清爽宜人。
夕阳西下，日光稀稀疏疏地透过竹园里的竹子，投到了河面上，竹园里麻雀叫声如潮，仿佛掩盖了整个喧嚣的世界。
她起身拾级上了岸，沿着河边环宅走了一圈。宅上很大一片瓦砾空地，砖石缝里长出了绿莹莹的小草，几只母鸡在那里啄食；三个羊圈里，每个都有六七只山羊，它们有一声没一声地叫着，它们的脚下有很多青草，看样子它们并非因为肚子饿了才叫。
回到住处，齐大姐已经铺好了床。谭干部的行李已经被放到了墙边的隔板上。
“大姐，这里的风景很好哎。”
“等住上一年半年的，看你还觉得这里好不。我们来这里可是劳动的哦。”
“劳动我是不怕的。再辛苦总没有我们纱厂做工累。”
“那未必。小谭，你就睡这个床，靠窗，好让你看风景。”
宋仁平从大队回来，把自行车支在了门口，没进家门，先来看望这些上海来的干部。
之前，在大队办事处，他已经见过他们，是他安排他们住在老宅上。本来今天心情有些沉闷，上午刚刚得知了谢县长患肝癌去世的消息，他想慢慢告诉母亲。眼前这三间房子，也是谢县长一首盖起来的。如今人去房在，心里不免又有些伤感起来。
他在门口站定了，稍稍调整了一下情绪。
“怎么样？可要辛苦你们了。”宋大队长的腿还没跨进门槛，声音就进了门。
“很好，很好呀，我喜欢这里。”谭干部率先答道。
“这里生活设施太简陋了，我怕你们不习惯。”
“不错，不错的。毛主席号召广大干部都要下放劳动，就是要让我们体验劳动人民的艰苦生活。”齐大姐从房里走到门边说。
隔壁的海关老陈和邮局小舒也过来了，他们和宋仁平握手，说是他们将在明天和大家一起参加劳动。
“今晚你们就先忙着整理整理，不用自己做饭，我妈妈已经做好了，一起过去吃一点吧。”
他们几个相互看着，齐大姐想了想说：
“好吧。那就麻烦你母亲了。”
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来到门口，看着大家，有点陌生的样子。
“星星，过来，叫：大姑，小姑，大伯，小叔。”宋仁平弯腰拉起孩子的小手。
孩子犹豫着没叫，看着他父亲道：
“奶奶让我来叫大家吃饭了。”说完一溜烟地跑回来家。
晚饭后，四名干部没急于散去，星星坐在老陈的腿上，在听老陈讲故事；谭干部在帮元春梳理小辫；齐大姐坐在宋仁平的母亲边上，她们俩个像早已熟识的朋友，聊得很投机；小舒在研究主人家的门。
这里农家的灶间都一个样，一副三眼大灶，一张方桌，四条板凳。大家的门也千篇一律，令小舒好奇。所谓的门，就是由三扇门组成：一扇长门，两扇短门。下方的一扇短门叫窗搭门，基本为固定的，它被安装在门框上，平时不常开启；另一扇叫小窗门，在这扇短门的上方，除了夜里合家睡觉关闭外，常开着；平时人们都从长门进出。白天人们下地干活，家中无人，一般就关上了四分之三的门，那扇小窗门是不关的。有人回家，从上方开着的门洞伸手进去拉开长门的门闩，从长门里进屋。有孩子够不着门闩，他们会从那扇固定的窗搭门上方翻进去；出门了，闩上长门，再从窗搭门上方爬出来，倒也进出自如。夏天的时候，人们习惯把方桌搬到门外的场地上吃饭，孩子们为从屋里驮出方桌，会把那扇窗搭门卸了。这时的大门就完全洞开了。
元郎伸手拉开长门的门闩，大凤也随即进了门。施玟起身从里屋搬出一条凳子，让他们俩坐着，他们刚刚坐定，仁安也和元郎一样的方法进了门，他径直在大灶后面的烧火凳上坐了下来。
不知道多少年了，这间灶屋一直是老宅上的核心。宋仁平很小的时候起，母亲一直是宅上的核心人物，世道变故，大小事务，大家都来找母亲商量。如今他是核心人物，是这个宅上的，也是这个村子的，更是这个黄岸大队的。这一点，在刚刚到达的几名下放干部那里，也已经得到了证实。
大队长兼大队支部书记，全大队一千四五百人的吃喝拉撒，宋仁平全得管。生产生活，宅基地自留地的边界争端，婆媳姑嫂矛盾等等一系列事务，老宅成了一个调解所。有时，宋仁平外出开会，那些婆婆妈妈的事情，就会让母亲和施玟来处理。东家长，西家短的，一样处理得服服帖帖。这让几个下放干部甚是佩服。
“奶奶，干吗要烧这些纸？”元星手里拿着小树棍在拨动火苗。
“今天是清明节，烧些纸给那些死去的人。”
“谁又死呀？奶奶。”
“一个好人，他原来在这里住过。”
“哦。我认识吗？奶奶。”
“你不认识。他在这里的时候，你还没生呢。”
谭干部平时喜欢和宅上的几个大一点的女孩子在一起，她教雪儿雨儿元贞绣花，打毛衣；小舒爱听半导体收音机，他的边上时常围着元青和元星；老陈只要有空，就拿着鱼竿在护宅河里钓鱼；齐大姐戴着老花镜，把宋仁平从大队带回的报纸，反反复复看个遍。
那些干部下放劳动八个月，齐大姐第一个回到了市里。她是纺织局的一名副局长，解放前曾领导纺织女工的大罢工。因长期在纺织厂的轧花车间劳动，棉花飞花吸入肺部，造成了尘肺，尤其在秋冬季节，就会咳嗽，咳血。可是让她感到奇怪的是，她来这里劳动以后，肺部似乎感到清爽了许多，从没有咳嗽过，体重也比原来重了两斤。要不是局里催着回去，她还想在这里多住几日，说不定过了这个冬天，她的这个职业病还会痊愈了呢。
“回去后，我要向组织上建议，在这里建个疗养所什么的，让我们那些患有尘肺的工人，来这里疗养。这里是天然的大氧吧，对治疗尘肺有好处。”
“我估计上面又有什么重大精神了。”老陈说。
“嗯。这两天广播里天天讲，一定要紧紧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一定是有人又在闹分裂。看来，我们党内的权力斗争很激烈啊！”齐大姐经验丰富。
宋仁平送走齐大姐没多久，老陈和小舒也相继在一个月后回去了。老宅上的下放干部就留下了谭干部一人。
谭干部为人直爽，是上海一家棉纺厂的党委副书记。她和宋仁平的母亲特别投缘，又十分喜爱施玟，所以她执意要和她们认亲。
六六年的春节前夕，谭干部也回去了。虽然她说要带孩子和丈夫一起来拜亲，但大家都忙于过年准备，也没多大在意。
大年初一，她果然带着丈夫和两个孩子来了，这让老宅上的所有人喜出望外。那大女孩十五岁，叫楼涵，长得细皮嫩肉的；小的是男孩，十三岁，叫楼湘，好个眉目清秀的小男生。他们很快和宅上的雨儿元青成为了好朋友。
大年初三那天，谭干部夫妇因为初四要上班，就先行离开了，他们把两个孩子留了下来，说好了等孩子们在年初九上学的前一两天，再由元星的大舅施璋送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