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景惠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八角台镇，家有兄弟姐妹６人，排行老二。他早年以做豆腐为生，但好逸恶劳，不安务农。后来与当地乡绅联合组织保险队，维护当地治安。
张景惠，字叙五，１８７１年（另有说法称张景惠１９５３年４月３１日所填写的登记表上为１８７２年５月４日）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八角台镇胡家窝堡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其父母都是老实本分的庄稼人，除打理农田种地外，还兼营豆腐坊，以此维持生计。张景惠家有兄弟姐妹６人，他排行老二。张景惠小时候读过两年私塾，粗通文墨，成年后又毕业于奉天陆军讲武堂。
１９３５年伪满新京官邸，张景惠（左二）与七夫人徐芷卿（左一）、儿子张绍纪（中后）、外甥张绍维（右一）
张景惠父母去世较早，他继承家业继续经营豆腐坊，曾经扛着豆腐盘在台安县大街小巷叫卖，还得名“胡家窝堡豆腐张”。也正因为这层关系，日后他当上了伪满洲国的总理，人们也戏称他为“豆腐匠总理”。张景惠自小刁蛮任性，好逸恶劳，习于交游，不安务农，经常出入赌博场中。早上他挑着豆腐担出去，遇到狐朋狗友拉他赌博，他放下担子就上赌桌。晚上往往空手而回，不仅豆腐没卖出去，还经常输钱，因此总被大哥责骂，但张景惠依旧我行我素。
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清朝统治在东北已经陷入瘫痪状态。东北地区土匪猖獗，各地草莽枭雄一时乘机而起。各个村镇纷纷自筹粮饷枪械，创办保险队，以维持地方治安。八角台镇的商务会长张紫云和当地乡绅刘东阁也想组织一个保险队，可是苦于没有人才。后来经人介绍，他们认识了张景惠。张景惠和两人一番畅谈，都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于是，张紫云、刘东阁出钱、出枪，张景惠组织人马。不久，一支保险队就初具规模，营地设在刘东阁开设的烧酒的烧锅大院，张景惠被任为团练长，为本镇的商号富户看家护院。其实，张景惠在做练总之前，就与辽西一带的匪首有勾结，依靠“说票”（即在绑匪和被绑人家之间谈价钱）、赌钱为生。他受张紫云、刘东阁邀请出任团练长，可以算是他由黑道洗白的开始。凡地方上的大事小情，联系官民，都少不了张景惠，人称张四爷，在当地很是吃得开。自此，张景惠凭借保险队的势力开始走上了仕途。
偶遇落魄的张作霖，张景惠认为他是人中蛟龙，当下与之结拜，并将自己的人马和张作霖的队伍合并。张作霖如虎添翼，此后一路平步青云，二人关系也越结越深。
就在张景惠开始做练总时，张作霖也在岳父赵占元的帮助下在赵家庙成立了大团。后来，张作霖帮百姓赶走了团匪金寿山，却被嫉恨在心。１９０１年腊月三十夜半，金寿山偷袭张作霖。张作霖携带妻女率众突围，逃到了姜家屯，继而又逃往八角台。
八角台是个大集镇，商号有５０多家。本来张作霖是想从八角台借道投奔辽南的土匪冯德麟（即冯麟阁）的，但是到了八角台，遇到了张景惠一群人。商会会长张紫云对张作霖的名声早有耳闻，此次见面，看到张作霖北人南相，眉清目秀，且行止有矩，谈吐不俗，果然是名不虚传，就想把他们留下来。张景惠一见张作霖，聊了没几句，竟然也认定张作霖是人中蛟龙，便说：“雨亭老弟，现在东北天下不太平。俄国人、东洋鬼子、官军你来我往，老百姓不得安生。这年头，最有用的就是枪杆子。只有人多，枪多才能立足。我想把咱两伙人合为一股，你看怎么样？”
张作霖听到这话，心里不由得咯噔一下，心想：难道他这是想黑吃黑不成？他心里虽然这样想，嘴上却半点没表现出来：“老兄的建议，小弟我非常赞同，只是这事关系到手下弟兄的前途，恐怕还得从长计议，从长计议啊！”
张景惠明白张作霖的心思，直接把话挑明：“我想两伙人合并后，由雨亭老弟坐头把交椅。”
张作霖一听，懵了！半晌都没回过神来，赶紧推辞道：“老兄你一番好意，小弟我心领了。我们今天落难，能得到你的款待已经是感激不尽了。老兄你辛辛苦苦创下这份基业，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怎么能这么随便就让人呢？再说，即使你愿意，可这帮跟你出生入死的弟兄也不答应啊？这事不妥，万万不妥！”
张景惠回答说：“我张景惠虽然比你大几岁，可是在能力上，相比你，还是差很多的。你参加过毅军，打过东洋鬼子，能征善战，是我所不能比的。我们虽然人多，但毕竟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也没打过仗，真要是有啥要紧事，应付不了。正是为了弟兄们的前途着想，我才想让位给你，请你千万不要推辞！”
见张作霖还是不同意，张景惠把张紫云、刘东阁都找来，说：“我们三人一致同意请你做团练长，老弟千万不要再推辞了。至于其他弟兄，谁敢说半个不字，我让他不得好死！”
就这样，张作霖和张景惠第一次见面，张景惠就把老大的位子让给了张作霖，从此张景惠对张作霖言听计从。张作霖得到张景惠保险队的人马后，势力大壮，如虎添翼，此后一路平步青云。１９０２年，张作霖被官府招抚，决定投奔清廷，张景惠等人随之。张作霖出任奉天西路游击马队帮带，张景惠在其手下出任中哨哨官。可以说，张作霖最困难的时期，兵困马散，是张景惠招待的。而二人结为盟友，张景惠之后的崛起，也不能不说是张作霖的功劳。可以说，１９０２年张景惠随着张作霖接受新民府招抚，委为帮带，后由帮带到帮统，从此成了张作霖的左膀右臂，这是张景惠政治生涯上的一次关键转折。
两人的联结此后越来越深。１９０３年，张景惠提升为帮带，成为一名正式清朝军官。１９０６年，张作霖任后路巡防营统领，张景惠也随之升为管带。１９１０年，张作霖指示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等人，以现任管带身份进入奉天讲武堂学习，并让张景惠随时将奉天军政动态报告张作霖。民国初年，张作霖任二十七师师长时，张景惠任该师团长。１９１７年，汤玉麟因张作霖重用王永江而与张作霖交恶时，张景惠最终站在张作霖一边，升任第五十三旅旅长。１９１８年２月，张景惠率五十三旅劫持了直系从日本购置的一批军火，先后增编７个混成旅，张作霖提升他为暂编奉军第一师师长，随后被任命为奉军前敌湘西司令。同年８月，张景惠侦知杨宇霆与徐树铮相互勾结，用奉军名义，私自招募新兵４个旅，发展个人势力，密报张作霖，遂使徐、杨被逐。张景惠升任奉军副司令，代表张作霖常驻北京。１９２０年９月，北京政府又委任张景惠为察哈尔都统兼陆军十六师师长。从１９０２年跟随张作霖投降清朝政府，到１９２０年被提升为奉军的副司令，张景惠一直对张作霖忠心耿耿，作为张作霖得力的左膀右臂，他帮助张大帅击败了各方政敌，而自己的地位也在张大帅的提携下步步高升。
直奉战争时，张景惠上了曹锟的当，致使奉军输了仗。他无颜回去面见兄弟，躲在北京混日子。直至他生母去世，众人求情下张作霖才原谅了张景惠。张作霖被炸死９年后，张景惠亲自为他下葬。
在和张作霖一起被官府招抚之后，张景惠一路仕途亨通。但在奉系内，他是一个相对懂得退让和主张和平的元老。于镜涛曾问过他：一般人传说张作霖的管带是您让给他的？张景惠回答说，“张雨亭（作霖）的为人，你在他的头上怎么能行，就拿他对老曹（曹锟）来说，我劝他合作先推曹当大总统，他当副总统，过不了几年，我保险他准能当上大总统。张雨亭他不同意，说我，你还做统一的梦，非跟直军作战不可！借着反对吴佩孚为直鲁豫巡阅使，两方就决裂了，东三省就是叫他这样弄坏的。”
１９２０年直皖战争后，直系和奉系军阀共同控制北京政权。但好景不常：直系取代皖系，反映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扩张和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受挫；日本不甘心失败，扶植奉系，并促使奉、皖两系重新联合，对抗直系。双方在内阁问题、对待华盛顿会议提出的山东问题等战利品接收和地盘分配上，矛盾剧烈，冲突不断，导致关系破裂。
西路军总指挥张景惠
１９２２年，奉系准备对直军作战。４月２８日，奉系张作霖自任总司令，设司令部于落垡，率１２万名奉军官兵发动总攻击，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以吴佩孚为总司令，以保定为大本营，分头抵御。双方在马厂、固安、长辛店激战。当时，张作霖领导的奉系兵分东西两路，重兵在西路，张景惠也被委以重任，担当奉军西路总司令。但他战无决心，行动迟缓，最终导致整个战局因西路溃败而失败。
早在开战前，张景惠考虑到两军实力对比，对这场战争的前景有些担忧，曾劝张作霖道：“咱们虽然人数很多，但不像直军那样惯于征战，真打起来不好说。万一咱们败了，可能连东北老窝都保不住，我看还是慎重些。”
可张作霖不听劝，执意要打。张景惠就找到张作霖的亲家、贿选总统曹锟讨主意。
曹锟说：“你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我也挺为雨亭担忧。叫我说，这仗能不打就不打。”
张景惠说：“可雨亭他不听我的啊！”
曹锟说：“要不这样，开战时，你装作顶不住往后一撤，他东线也得跟着撤，逼他议和。”
张景惠说：“这怕是不行。俗话说，兵败如山倒。我这一撤，吴佩孚一打，我们不是全完了吗？”
曹锟说：“我保证吴佩孚不会真打，咱们也就是做做样子，真要是打起来，祸害的是老百姓，咱哪能干这不得人心的事？”
张景惠信了曹锟，立即回部队安排撤退的事。
结果张景惠前脚刚一走，曹锟就给吴佩孚打电话，讲了与张景惠的约定后，告诉他：“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亲家虽亲，不如自己亲。”
吴佩孚本来担心曹锟与张作霖的姻亲关系，怕真打起来，曹锟会出卖自己，现在听了曹锟的表态，心里有了底，重新调整了作战部署。
５月３日，前期以防御为主的吴佩孚军队改守为攻，将主力迂回作战，绕至奉系后方卢沟桥猛烈攻击，致使奉军腹背受敌。５日，直军一个冲击，奉军张景惠部第十六师停战倒戈。作为西路军总指挥的张景惠没有率部抵抗，反而丢下几万人的部队，撒腿就跑，转眼间不见了踪影。西路军没有了指挥，全线溃退。卢沟桥、长辛店等要隘被直军攻占，中路奉军退至天津。随着西路军的溃败，紧接着，东路军张作霖也被迫下令退却，率残部出关。十几万人的部队，被吴佩孚赶鸭子似的，赶出山海关。最后靠郭松龄、张学良率部拼死阻击才稳住阵脚，使张作霖部安全撤回东北。１０日，徐世昌总统下令免除张作霖东三省巡阅使等职。
回到奉天的张作霖听到消息说，张景惠是得了曹锟的高官许诺才不战而退的，气得跺脚大骂：“王八犊子，吃里扒外，不讲义气，布贩子（曹锟年轻时贩布营生）给个芝麻小官就出卖兄弟。他别回奉天，回来老子非枪毙他不可，叙五（张景惠的字）太不是东西了！”
见张作霖如此愤怒，汤玉麟等人站在旁边也是大气不敢出，只有张作相劝说道：“大帅消消气，叙五也许是有什么难处，兄弟总是兄弟。再说我们虽然损失一些部队，也没伤元气，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张作霖猛地一拍桌子，大吼：“兄弟？他还是我们兄弟吗？妈的，他就是一只白眼狼！”
此时局势已然明朗，张景惠也明白自己是上了曹锟的当，他找到曹锟，当面质问：“你不是说，只是做做样子，不会真开战吗？现在倒好，把我搞得身败名裂，我有何面目见我的老兄弟啊？”
曹锟哪能将实话全盘托出，只是把责任都推在吴佩孚身上，说是吴佩孚不守约定，非要开战。最后为了安慰张景惠，给他挂了个全国道路督办的空衔。正应了张作霖那句话：芝麻小官。
在此之前，张景惠与张作霖就有芥蒂。１９１９年张景惠在北京当奉军总司令时，张作霖对他说，要让张学良当团长带队。“我劝他说，他正年轻何不让他上外国去留学，各处看看，学好了回来干什么也不晚。他很不高兴，反驳说：‘我就这一点私心，就惹你不同意，上外国留学有什么用呢？’他们父子因此对我生了疑心，到今天张学良还认为我反对他。”后来，张景惠曾这样告诉于镜涛。而这次直奉战争中张景惠的行为更是令他的把兄弟张作霖对他气愤不已。
张景惠得了官衔也不乐意，又不敢回奉天，只好在北京天天东游西逛，看戏、喝花酒，用表面的热闹来麻醉自己。但只要一静下来，他就想到对不起张作霖，对不起东北那些出生入死的兄弟们，免不了长吁短叹。
某一日，张作霖的秘书来报：“张景惠夫人刚刚差人来报，说叙五老母亲病故了。”
张作霖一惊，问：“叙五知道了没有？”
秘书回答说：“听说已经发报过去了。”
“有什么回信了吗？”
“还没有。”
张作霖略一思索，吩咐：“去把吴督军、二虎他们请来。”
一帮兄弟来齐之后，张作霖向他们通报了张景惠母亲去世的情况，问大家有什么看法。
汤玉麟最先发言：“我们都是和叙五结拜过的，他的老母亲，也是我们的老母亲。现在老母亲去世了，做儿子的当然得回来。”
吴俊升也开口说：“虽然叙五做了对不起大帅的事，但毕竟兄弟一场，大帅还是原谅了叙五吧。”
正议论间，下人来报说，张景惠的四夫人来了，正在门口哭呢。张作霖赶忙吩咐请进来。
四夫人一进门就对张作霖哭诉说：“大帅，请饶了景惠吧，让他回来给妈送葬，我给您磕头了。”四夫人说完真的当即跪下来，砰砰砰连磕了几个响头。
张作霖见状忙扶起四夫人，看了看众位弟兄，说：“罢了罢了，都是自家兄弟。兴权（指吴俊升），你去接他回来吧！”
在北京的张景惠自接到母亲病故的电报，整日窝在家里，神情忧郁，满面愁容，哪儿也不去，谁也不见。面对着电报上那一行字“催请返籍为老母奔丧”，张景惠左右为难：就现在这情况，回去，大帅还不把我活剐了！可不回去送葬，实在不孝，我怎么面对老母亲？
正在张景惠束手无策时，吴俊升来到北京。吴俊升一见到张景惠就先给了他一巴掌，嚷道：“老四，你这个京城大官做得挺逍遥啊！”
张景惠一脸尴尬，不知道怎么回答。
吴俊升又说：“我是奉雨亭老弟的嘱托，来请你回奉天的。”
张景惠不敢相信，满脸狐疑地问：“真是雨亭让你来的？”
吴俊升说：“那还有假？我本来有事，想晚几天再来，可雨亭一个劲催我，快去，快去。”
张景惠脸上一红，说：“你看，上次打仗，我指挥的部队败得不成样子。曹总统说好只是做做样子，不会打我的，谁知道他真打，我真不是故意的。”
吴俊升呵呵一笑：“雨亭让我转告你，战场上总是有胜有败，过去的事就过去了。咱们兄弟情义，岂是外人所能离间的？再说，咱妈病故，等着你回去下葬，你怎么还有闲心躲在北京喝花酒，就不怕别人背后戳脊梁？”
张景惠一听，吴俊升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马上就坡下驴，吩咐下人收拾行李回奉天。
张景惠回奉天后，直接来到大帅府。张作霖与孙烈臣、汤玉麟等人早已等候多时。张景惠一见张作霖，立即跪倒在地，痛哭流涕：“我真不是东西，辜负大帅对我的一片栽培之心，有负于各位兄弟结拜时的誓言，我真不是东西啊！”
张作霖扶起张景惠，安慰道：“先别说这事了，咱妈病故，还等着你回去办理丧事呢！你先回去，我们随后就到。”
张景惠擦干眼泪，语气坚定地对张作霖说：“大帅如此对我，我张景惠再无二话，以后保证只听大帅的，绝无二心！”
这样一来，张作霖也算原谅了张景惠，从此之后，对张景惠信任如前，后又委其为奉天督军署参议，作为张作霖的代表，奔走于京、津之间。１９２６年以后，先后任陆军总长、实业总长。
１９２８年，北伐军蒋、冯、阎、李对奉系进攻。日本公使芳泽谦吉劝张作霖退回东北并要其在满蒙悬案书上签字，他断然拒绝。由于他不肯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包括开矿、设厂、移民和在葫芦岛筑港等），１９２８年６月４日清晨５时许，张作霖所乘由北京返回奉天的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京奉、南满两铁路交汇处桥洞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好的３０麻袋炸药炸毁。当时，张景惠与张作霖正在同一个专列上。但他比张作霖命大，仅腿部受伤，保住了一条命。
张景惠和张作霖结拜的兄弟情谊以及他对张作霖的耿耿忠心，在张作霖被炸死后得到充分体现。
１９２８年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炸死后，因元帅林正在建筑，尸体暂厝在帅府院子里。“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及其他张家人都撤到关内，日本人占领大帅府，便把张作霖的棺材移到当时沈阳著名的寄骨寺——珠林寺停放。此后，张作霖的亲信、部下通过各种关系，一直在争取张作霖遗体的安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却以此要挟张学良，如果张学良妥协，他们会将张作霖安葬于元帅林，但遭到张学良的严词拒绝。就这样，张作霖灵柩不得入土，一放就是６年，可怜生前风光无限的张作霖死后孤零零地躺在荒凉的珠林寺，无人看管，更别说香火气了。
１９３７年，时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的张景惠感到自己从前的拜把兄弟落得如此凄凉的境地，于心不忍，便再一次张罗给张作霖下葬。日本人当时也在考虑，张作霖的尸体长久停放在珠林寺也不是那么一回事，便同意让张作霖下葬。
张景惠
张作霖老家海城的乡绅听说要安葬张作霖，联名上书，请求将张作霖安葬在海城；奉天张作霖当年的老部下也纷纷出面，请求把张作霖安葬在早已完工的元帅林；报纸上也刊出多篇呼吁文章，吁请伪满洲国当局给张作霖风光下葬。日本人一看，张作霖的下葬竟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不由得感到莫名的恐惧：这哪里是下葬，简直就是回光返照，借尸还魂！日本人本想收回让张作霖下葬的命令，让张作霖的尸体烂在珠林寺算了。可是为时已晚，国际舆论、民间呼声又不能完全置若罔闻。日本人为此左右为难，头痛不已。
就在日本人拿不出一个合适的办法时，张景惠出了个主意：把张作霖葬在锦县驿马坊。锦县驿马坊原是为埋葬张作霖的生母王太夫人而建，后来张作霖发妻赵氏也葬于此，算得上是张家的家族墓地。张景惠的建议让日本人眼前一亮，驿马坊地处偏远，没有元帅林那么扎眼，也不像海城离奉天那么近。把张作霖葬在这里，基本上隔绝了他在老窝——奉天和海城的影响，对国际舆论和东北老百姓也算有个交代。所以，日本人马上同意了张景惠的建议。
下葬地选好了，可由谁操办又是一个大问题。由伪满洲国的名义显然是不合适的，伪满洲国原本就是赶走张家后建立的，如果再由其操办，有猫哭耗子的嫌疑。日本人在这时候更是不会接手，这时日本人想到了刚成立不久的伪满洲国协和会。“协和会”以谋划伪满政治、经济等事宜为主，是有权拟定与提出措施和办法的团体，由“协和会”来操办张作霖的葬礼再合适不过。当时“协和会”的会长恰巧是张景惠。于是，日本人便把张景惠推到前台，以张作霖把兄弟的身份来张罗葬礼。
当年一帮兄弟在洮南结拜时，张景惠肯定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全权操办张作霖的丧事。而张作霖更不会想到，自己日后命归九泉之下时，这些结拜兄弟已天各一方，汤玉麟、张作相在关外，冯德麟、吴俊升、马龙潭、孙烈臣已死，仅剩下一个形单影只又投敌卖国的四哥给自己送葬。
按日本人授意，张景惠给张作霖设计了一个既不算隆重也不算简单的葬礼。一切准备就绪，却找不着打幡的人。照中国传统习俗，打幡必须由儿子来，可张作霖的８个儿子此时都不在东北，像张作霖这样的大人物，下葬时总不能连打幡人也没有吧？无奈之中，张景惠找到张作霖大姐，请她的儿子、也就是张作霖的外甥来给他打幡。
１９３７年６月３日，张景惠以“协和会”的名义在奉天为张作霖举行了规模还算可以的“慰灵祭”。“慰灵祭”结束后，平板车载着张作霖的棺材，浩浩荡荡地去往奉天车站。然后由奉天开出一列专列，直达石山车站。参与下葬的日本官兵有二三十人，其他工作人员很多，还有和尚、老道、喇嘛等。下车后，由车站去茔地的行列，约有一里多长，其中挽联、花圈、万民伞、万民旗等，一应齐全。由奉天带来的僧侣鼓乐，以及由锦州来的僧侣和鼓乐，待灵柩由石山车站起行时，一起吹奏起来，场面甚是壮观。每过一村，也要吹奏，浩浩荡荡，非常热闹。张作霖下葬在驿马坊，最终墓穴选在张作霖原配夫人赵氏的墓旁。
在张作霖的灵前，张景惠说了些什么，史料上没有记载。不过可以想象得到，面对被日本人炸死的把兄弟，当了日本人走狗的汉奸张景惠，大概也不好意思夸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