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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你的小芳，我是一个返乡的“苹果”（ by孙信茹）
作者：txsm
发布时间：2017-09-06
今年5月份的时候，我的微信朋友圈里，李云秋把昵称改成了“小宝贝”，头像也换成了一个小婴孩的照片。当时我一点都没意识到，我印象中那个龙阳村的小女孩，居然已经是头像中那个小婴孩的妈妈了。10月份，我先生带研究生从昆明出发，重返龙阳村做田野调查。我让他一定代我去访访云秋，看看她是否回到村里。先生到了村里当天，就找到村委会主任打听女孩的情况。没想到，一听到李云秋的名字，村主任就不住地摇头。他说：“这个小姑娘把自己废了，长得周周正正，结果去丽江打工才一年多，回来就生娃了。那个男的我见过一次，不是什么正经人，在村里连买包烟的钱都跟别人要，现在人去哪儿都不知道了，也不敢跟李云秋她们家联系。以后云秋带着一个小孩，名声不好了，谁还会要她么，只有嫁给那种找不到媳妇的人了。你想想，在我们这里，讨不到媳妇的人会是什么正经人。”云秋生活的村落，位于我国西南地区一个较为贫苦的村落。全村一共260多户人家，人们以农业和种植业为主要经济来源，因为有一些自然资源，这些年来村里大部分人家靠捡拾野生菌可获得一部分收入。可这些无法让每个家庭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对于大部分年轻人来说，外出打工成了最常见的选择。
云秋家是村里最困难的人家，爸爸是哑巴，智力也有障碍，干不成其他活计，倒是力气大。村里修路，他扛沙袋子，一天最多挣50块。她妈脑子有毛病，人家照顾她去干点杂活，一天就给20元，后来可怜她，一天也就给30元。奶奶去年去世了，爷爷跟他们过，都七十多了，还要去砍柴、拾菌子，挣钱贴补家用。村里人都说，云秋的家就靠年迈的爷爷支撑起来，如果她的爷爷不在（去世）了，恐怕这个家也就散了。
2011年暑假，我第一次带学生到龙阳村做田野调查，当时住在学校建在村里的民族学调查基地里。没住下两天，就有两个小学生模样的小女孩来找我们，说是要跟大哥哥大姐姐一块玩。自打我跟她们俩天一句地一句地聊了一晚后，她们俩几乎天天晚上都会来找我玩，并且成了我们在村里的向导和翻译，乐此不疲地跟着我们走家串户。
这两个小姑娘，一个读小学四年级，另一个就是李云秋，上五年级。两个小女孩天真烂漫，每天晚上都会到村里的民族民间艺术传习馆学习，弹三弦，学霸王鞭，虽然家里日子清苦，但她们是快乐无忧的。
那次为期半个月的调查结束后，我和李云秋成了忘年交。在离开龙阳村的时候，我去村里小卖部给她们买了些文具，要她们好好读书，并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随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经常会接到云秋打来的电话。她每次打来的手机号码都不相同，要么蹭同学的，要么蹭她伯父家的，要么蹭其他亲戚家的。因为怕长途话费贵，我每次看到显示的电话号码，都会挂断再回拨过去。电话那头的云秋，不管什么时候（有时是晚上十点以后了），每次跟我说的第一句话都是，“阿姨，你吃饭了吗？”，第二句话一定是“阿姨，你在哪里闲起（玩）？”然后，我们总是随意地瞎聊。那个时候，和云秋在电话里聊天，倒也算是简单的快乐。感觉得到，这个小女孩是多么地向往外面的世界，我仿佛成了她和外界连接的重要方式。
2013年以后，我们的联系就少了，我知道她在镇里读初中。因为她没有手机，我也联系不上她。2015年，我先后两次去龙阳村做田野调查，去她家都没有见到她，只是知道她去丽江打工了，平时都不在家。
村里人告诉我，村里很多小姑娘和男孩，读到初中就出去打工了，有去县城的，有去丽江的，去的最远到深圳、广州等城市的工厂里。2016年初的时候，云秋加了我的微信，通过微信，我们算是联系上了。她在朋友圈里发的东西不算多，可是，有一些却总给我别样的触动，其中一条是她过生日时留下的三张自拍照，明媚灿烂的女孩，她自己写下这样的话：“祝自己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漂亮”。此外，我们聊天很少，聊得也很客套。我知道，长久没联系，生分了。也或许，她长大了，跟我怕是没什么共同话题。
那天，我嘱托先生去看她，先生告诉我进门找她时，云秋正在洗衣服。才一见面，她马上就认出了先生，说，“叔叔，你们终于又来龙阳了。”寒暄未完，她家屋里就传来了婴儿的哭声，她赶忙跑进去，一会儿就抱着一个小孩出来了。先生告诉我，云秋还是瘦瘦的，个子比五年前高了一些，但脸庞稚气未褪。抱着的小孩，眼睛亮亮的，很可爱。之后我跟云秋通了电话。她告诉我，她2012年小学毕业后，随即去了镇里读初中，读完初二，不想读了，要出去打工。
虽然家里人极力劝阻，但她依然在2014年年末的时候，去了丽江，在同村人的介绍下，她去丽江市花马路上的一家餐厅打工。那一年，她17岁。在这家餐厅，她每个月可以休息两天，每个月的基本工资是2200元，如果当月餐厅生意好，老板会给他们一点奖励，一般是100至200元左右。在餐厅还有一份收入，就是工龄工资，每干满半年会增加50元的额外工资。也就在这家餐厅，云秋认识了她的男朋友。大约半年后，她就怀孕了，到今年3月，她在县城生下了女儿。她说，在县医院住了四天，住院费花了2000多元，买小孩的各种生活用品又花了2000多元。之后就回到了龙阳村家里带孩子，现在女儿都7个月了。她男朋友没在家陪她们，现在去香格里拉打工了。云秋说，在家里带孩子方便点，她爷爷、爸爸和妈妈能帮忙照顾。之前，她去过两次男朋友家，他家答应让儿子到云秋家上门了，因为他家有两个儿子，而云秋是独生女。这样，做上门女婿就顺理成章了。
我问云秋男朋友会来龙阳村吗，她很是迟疑地说，先打工吧，以后再说。或许，等小孩大点了，自己也可能会去打工的。
云秋1997年出生，今年20岁还不到。她的年纪和我侄女一般大，我的侄女还如小女孩一般过着校园单纯的生活，做着美好的少女之梦。而云秋，却已经成了7个月大的孩子的母亲。似乎美好的梦想还没有完全褪去，生活就已经只剩下了每天操持的家务和照料的孩子。
云秋身边同龄的亲戚或者玩伴跟她生活相似，她的一个堂姐，和本村的一个男的在丽江打工好上了，回来生了小孩，由于男的当时只有21岁，所以也没有领结婚证。小孩才生出来，两人就分手了，结果堂姐的爸爸拿着斧子去那家算账，闹得很厉害。堂姐他爸那个时候已经查出了癌症，不久就离世了。现在那家男的根本不管小孩，小孩一岁多了，堂姐要出去打工，只能把小孩交给外婆带。她们一家就三个女的，又是三代人。![]()
云秋告诉我，她在龙阳小学读书的同学，一共14、15人，有3个上了高中，两个初中毕业后读技校，其他的基本都没读完初中或毕业就到外地打工了。她们班有8个女生，只有1个读到高中，班上有一个傈僳族女生，小学毕业就嫁人了，那年17岁。
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并非只是在云秋的同学中存在。在龙阳村，除了少数学生能读高中、技校和中专，大部分都是初中之后就出去打工了。村里很多女孩早早就嫁出去了，也有一些小伙子会把外地姑娘娶回来。有些人甚至有了小孩，却因为法定结婚年龄不到，所以在村里没有请客，也无法领结婚证。在和云秋几次的通话之后，我们似乎又恢复了原来的熟络。这时，云秋才对我道出了难言的苦衷，其实她和孩子的爸爸已经分手了。她说，从孩子出生，孩子爸爸都没有给过钱。孩子出生后，他也没有在身边照顾，期间去了一次贵阳，说是要做生意，但没有资金，还责怪云秋不跟他一起去会泽找他爸妈办贷款。今年6月底，来过龙阳几天，两人谈不拢，就说分手了，他男朋友说要把小宝宝带走，云秋不答应。此后，男朋友再没什么消息了。孩子出生后，孩子的爷爷奶奶打过几次电话，问孙女的情况，但从来都不提给钱的事情。云秋说，现在自己也没法出去打工，全靠爷爷、爸妈的低保以及挣来的零星钱过日子，还养得起这个孩子。说到这里，我听到电话那头云秋的哭声，这哭声，突然提醒我，她原来也还只是个孩子呢。在去年年末，云秋回家待产时，村里就传言他找的男人“良心不好”，不要她了。于是，村里一户没有找到媳妇的大龄青年找上门来，愿意把她娶回家做媳妇，并且说，她一过门就可以有现成的房子，可以负责她的生活，包括坐月子、请满月客等。云秋的亲戚也觉得这是最好的选择，在家人的合力劝说下，她答应了，可第二天那家人到镇里买齐了上门提亲的东西，云秋就反悔了，让那家人空忙了一场。云秋说，这件事情让大人们都很生气，说她不懂事。我无法揣测那时的云秋心里在想什么，我知道，她的想法，其实也是无处可说的。云秋爷爷一直很疼爱这个唯一的孙女，每天帮她带小宝宝。她说，爷爷跟她说了好多次，既然和那个男的分手了，就重新找一个本村的，这样总会好一点。云秋说，她跟家里人讲不会再重新嫁人了，她要自己带着孩子过。
我问云秋将来怎么办，她说自己也没想好未来该怎样过，只知道现在什么地方也不能去。听得出，这其实是云秋无奈又伤感的叹息。这些，也似乎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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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个云秋
每次和云秋的聊天结束，我都很感慨。眼前那个活泼、灵动，对新鲜事物充满了无比好奇的小女孩仿佛还在我眼前晃动，却不曾想，如今只是听到她哀叹“现在只能带孩子了”，这些，都让我和19岁的年轻妈妈难以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年自己调查过的乡村中，有太多和云秋一样的女孩，怀揣美好的想象，渴望摆脱当下的生活，融入到一个新的世界中去。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不断在向人们抛出各种诱人的“新的生活形式”，并且，随着今天的商品、信息、人力流动加速，使得人们的空间移动也在加剧。年轻的农村女孩较之以前有了更多的自由和选择，她们中的很多人会选择到城市打工，却很少有人真正在城市能够扎下根来。
外出打工，如果遇到一个中意且不错的对象，那么，这个女孩可能也算是幸福的。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女孩和云秋一样，几年以后，她们或许依旧会带着满目的茫然与失落重返家乡，甚至，身边还多了一个孩子。往往在这个时候，看到她们哀叹和脸上的泪珠，你会觉得这种伴随着个体选择的多样性和自由度带来的改变，似乎也变得很不稳定和具有风险。诚然，现代社会中任何人在追求自由和机会的同时，多半也难逃某种风险。这种风险，相较男性而言，女性尤其是底层女性会面临更大的冲击。或许，我们较容易观察到底层女性在今天的确能够步入更广阔的生活空间，与更复杂的社会环境产生互联，但是，我们却无法真正去理解和体会她们的自身境遇和她们的内心世界。茫然、苦痛、失落、梦想，农村女孩的这些，谁来关注和书写？城市，给了她们太多的想象和希望，却又在她们能够接近城市的时候，无情地将她们又重新抛回原来的生活。生活日复一日，她们和母亲辈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太本质的改变：年少做母亲，守着孩子，把自己曾经的梦想收藏起来，永远放入隐匿的角落，从此，不再被人提起。我似乎都能预见云秋未来的命运了。在回想云秋的故事时，突然想到了卢卫平的诗《在水果街碰见一群苹果》：它们肯定不是一棵树上的/但它们都是苹果/这足够使它们团结/身子挨着身子/相互取暖,相互芬芳/它们不像榴莲,自己臭不可闻/还长出一身恶刺,防着别人/我老远就看见它们在微笑等我走近,它们的脸都红了/是乡下少女那种低头的红/不像水蜜桃,红得轻佻/不像草莓,红得有一股子腥气/它们是最干净最健康的水果/它们是善良的水果/它们当中最优秀的总是站在最显眼的地方/接受城市的挑选……我觉得，云秋就好像那个“苹果”，依然新鲜、健康、纯洁。可是，她的命运，最终也只是返回家乡。当然，不能说返回家乡就意味着不好的状况，可无法忽视的是，在这进城市-返乡的过程中，她们的主体性体验已然发生了变化。只是，在村落里，她们的渴望和诉求无法讲述，也不知可以向谁诉说，甚至，她们也不知道该诉说什么。我想起云秋的姨妈，在云秋坐月子时，姨妈经常过去帮忙做饭，结果惹得生病的姨爹不高兴，和姨妈吵了好几次架，说她不管自己和刚成家的儿子。今年4月初，两人又起争执，最终导致她姨妈一气之下竟喝了农药，自杀身亡。当我听到云秋姨妈的悲剧，会禁不住想她姨妈当时心里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一种折磨，最终让她选择了这种决绝的方式？我想某些时候她和云秋一样，内心也无从找人诉说吧。云秋的故事还在继续，或许还有着无数个云秋。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男性体验以及他们的活动一直都是人们讨论和关注的中心所在，事实上，那些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她们有着怎样的女性体验，我们似乎并未真正去面对和审视。我不知道，如果将这些女性的主体体验置于我们的观察之中，那么，今天的时代和社会会呈现出怎样的一种图景？